渡澜，生于1999年，内蒙古大学本科在读。先后在《收获》《人民文学》《十月》《青年作家》等刊物发表10余万字，荣获第六届华语青年作家奖、《小说选刊》第二届禧福祥杯新人奖、第十一届丁玲文学奖新人奖、第二届草原文学奖新人奖等奖项，入选 2021名人堂年度人文榜·年度新锐青年作家榜，出版首部短篇小说集《傻子乌尼戈消失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2.1）。其短篇小说《昧火》入选中国小说学会2019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入围2020年度花地文学排行榜。
写作心路：生活、智慧与审视
记者：最初认识到自己文学创作的冲动是在什么时候？
我从小就喜欢读书，会写汉字后就想写小说了，小学时候开始写的。这是个很自然的过程，没有很刻意，书看多了自然就想写了。
记者：你为什么会选择短篇小说作为主要创作体裁？有没有考虑创作一部长篇小说？
我喜欢写长故事，不过一开始是给文学刊物投稿，短篇小说方便一点，再加上还在上学，抽不出时间，所以一直写短篇小说。正在写一篇长篇小说，想要在小说中表达一下我关于母女、关于疾病的一些思考。
记者：《昧火》是你早期的代表作之一，当时创作这样一个故事的契机是什么？
小怪物的名字在蒙古语里是“火”，当女孩呼喊它的名字，人们就以为着火了，一股脑跑了过来。她需要用一种创生的目光来凝视语言。她不仅要爱语言，也要惩罚语言。一部杰作必须要有成为一类新的语言的觉悟。纪伯伦说过，我必须用行动来解放，被我言辞囚禁的所有思想。这是我写《昧火》的起点，也是我一直以来的目标。
作品节选
青少年天生恐惧出丑。甘狄克在姥姥命令般的话语中感到一种只属于年少时的难耐和羞耻。自己的决定被全盘否定，这令她痛苦地睁大眼睛，眼泪几乎要夺眶而出了。甘狄克执拗地抱紧嘎乐，冰冷的话语从她的小嘴里吐出，仿佛世间的愚行令她惊骇：“您会杀了它的！”甘狄克是否把嘎乐当成了一场游戏？一场领养游戏？青少年热衷于游戏，这是他们的天性。你怎么能熄灭游戏之火呢？
——节选自《昧火》
记者：你的小说中总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奇思妙想，你觉得你的想象力来自哪里？
我从小就爱胡思乱想，走在路上时在想故事，坐着一动不动时也在幻想。这东西对我来说就像呼吸一样平常。
记者：你的很多小说比如《昧火》《三丹姐姐的羽毛》等，都有一种类似童话的特质，你怎么看待这种特质？它和你的生活息息相关吗？
我的小说里或许存在着我没有察觉到的童话的特质，但是它绝对不是童话，我写的不是童话，童话也不是这样写的。至于特质，我没有刻意去写童话特质，我想尽量表达出我的一些思考。
作品节选
这一独特的记忆似乎疑惑大于感动，其中有很多冲突，但它依旧令扎那的心头热乎乎的，深感亲情的美好。尽管苍天大树上的上万条树枝都朝着不同方向延伸，但是它们却彼此相连——所有的疑问必定接连，真相有时并不重要——扎那觉得这个可贵的记忆并不适合一个轻巧的答案，它应该被当作一张珍贵的家庭照片被收藏起来。扎那无法预知自己将走向何处，但三丹姐姐永远是向前走的，她是自由的，她英雄般的行动方式令扎那一出生就沉浸于其中。
——节选自《三丹姐姐的羽毛》
记者：你的小说里有时能感受到一种蒙古色彩，这和你的生活或者经历有关吗？还是源于对自己民族文化的一种敬仰和向往？
其实我自认为我的作品中的蒙古色彩很少，选择蒙古族名字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觉得读起来有韵律。其实我没有刻意追求民族色彩，毕竟人类的智慧都是互通的，没有必要分出个你我。另一方面，或许也是从小到大的生活环境或许会潜移默化影响我的写作。
记者：写作给你的生活带来了什么影响？
写小说让我很快乐，让我感到自信。我对其他事情的欲望很低，也不会刻意去追求。所以可以说写作为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也可以说它什么影响都没带来。我和文字，我们一直和睦相处。
记者：你目前的创作瓶颈是什么？有什么创作规划吗？
目前没有创作瓶颈，想写的故事很多。今年想把正在写的长篇写完。
求学之路：探索、思考与成长
记者：作为一名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大四学生，选择这个专业的初心是什么？未来会继续从事这个方向吗？
我有读研的打算，因为喜欢汉语和文学，所以想选择汉语言文学专业，但是绩点不太够。哥哥姐姐们说汉语国际教育也教汉语，所以就选择汉语国际教育了。目前看来这是个非常正确的选择，我也很喜欢自己的专业。之后，我想从事创意写作方向。
记者：你认为作家可以被培养吗？中文系的学习对于你的创作有帮助吗？
可以的，前提是自己有爱好，而且有专注力。培养当然是有帮助的，不提课本，每位老师身上也一定有值得学习的地方，哪怕不是关于创作的学问，每个老师就像一个社会一样深邃复杂，他们有着不一样的性格，不一样的思考方式。
作品节选
“别着急。”我对他说。他却让我跑起来。“快点——跑一会儿——跑呀！”我没有服从他，他的脸蛋就通红了。他如此重视他人的行动与反应，要是我没反应，他就会觉得我不喜欢他——这位新的崇拜者，比那些剔除了麦麸和胚芽的白面，有着更加倔强的余火。我才不跑。我用跑步的动作慢悠悠地走了起来，他没发现我的恶作剧，气喘吁吁地紧跟着我，嘴里还说着“以你为荣”的可怜话。他认为老虎怜悯的是我，我说老虎从不怜悯任何人。他说不真的东西才是最可怕的，让我不要屈服于真实的老虎，我向他表示只有差强人意的爱人才会选择屈从。我们边跑边嬉戏，真情似乎已经开始流露。
——节选自《威风老虎》
记者：疫情给你的生活带来了什么影响？有没有在这期间创作和疫情有关的小说？
疫情是全人类的灾难，它迫使我开始思考，并把思考写下来。现在正在写的这篇小说就是关于疾病的。
青年一代：选择、使命与梦想
记者：我们这一代也被称为“Z世代”，接触网络对我们来说可能相对更多，也有很多年轻人选择创作网络文学，你为什么选择纯文学这条道路？
我不太接触网络，上面信息太多了，我消化起来很费劲。一开始是为了躲避鳞集的目光，现在我想要忠于自己，所以我选择了纯文学。它更加便于表达思考。
记者：你是否接受别人用“90后作家”来形容你？为什么？
他们总得找个词来形容我，我干好自己的事情就好了。
记者：作为一名青年作家，你认为自己和老一辈作家相比，最大的特点在哪？
如果是整个年轻的作家群体，那他们有着较少的性特权意识，较大的创新性思维，诸如此类。但是我个人的特点，这个没想到。
记者：你想成为一名怎样的作家？请用一句话标签一下自己。
我想成为一名能够改变全人类命运的作家。
记者：你如何看待“文学青年”这一类群体？
在这个社会上找到了自己的责任和位置，并能在自己的位置上专心致志干好自己的事情，用更大的视角去看待世界和生命，说起来很简单，但实际上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记者：最后请用一句话来祝福和自己一样热爱文学的广大青年作家。
心想事成，稳固有力，你有需要向全世界分享的天赋。
（本文转载自北方文学创作中心公众号）
“叙事循环”与“变形圆周”——渡澜作品之“初见”
文 | 杨庆祥
“我的房客乌尼戈，在一个鼬鼠满世界跑的春季消失了。虽说他消失了，但我几乎每日都可从他身边路过。”
这是渡澜《傻子乌尼戈消失了》中的句子。
“药片们长年累月在这里打仗，蹄子猛踢，它们永远无法得到任何银行的信任。只有头孢是安静的，它们偶尔会举办有计划的庆祝活动，大多数时间都在哈鲁娜的痛苦上安然入睡。”
这是渡澜《美好的一天》中的句子。
“我赤裸的身体是否得到了泥土的喜爱？自我皮肤的褶皱里，热烈的花儿开始舒展身体了。”
这还是渡澜的句子。
这些句子让人惊讶。惊讶的理由有二：第一是这些句子闪耀着不俗的想象力和创造性，尤其是与当下汉语写作日益僵硬的语言成规相比；第二是这些句子出自一位二十来岁、还在读大学本科的青年写作者之手。后一种理由强化了前一种理由———人类出于本性地对超越时间限制的人事充满渴望和崇拜———并将“惊讶”进一步神秘化甚至是传奇化。在对渡澜最早的推介中，作家安宁的文章《文学新星渡澜的璀璨光芒》一文值得一读，这不仅因为安宁是渡澜的伯乐，更重要的是安宁对渡澜充满了真诚和恳切的爱，她毫不犹豫地用了“天才”的说法———要知道，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整个世界都在回避“天才”这个词以及这个词背后所蕴含的巨大的挑战性和创造力。浪漫主义时代已然远去，在日益成熟的资本主义利润秩序下，根据年代学的原则来分配象征资本成为惯例，因此，即使是作家和诗人也被行业化了，并日益遵循一整套熟悉的工业模式。我的意思是，安宁确实看到了渡澜作品的强烈的“异质性”———至于这种“异质性”是被放大还是放小了，还有待时间的观察。
迄今渡澜能够被我阅读到的全部作品如下：《傻子乌尼戈消失了》《美好的一天》《坏脾气的新邻居》《昧火》《声音》《谅宥》《圆形和三角形》。这些作品显示了稳定的创作水准和互相关联的审美特征。大致说来，渡澜目前全部的作品都可视作是一种“变形记”———在气质和境界上更接近奥维德而不是卡夫卡。对于奥维德来说，变形是自然发生的，是自然、神和人共享的法则，也正是在这种变形中，世界无限接近于他初生的样子。卡夫卡的变形记是一条不归之路，奥维德的变形则是一个圆，在每一个圆周上的点都是一次新生。这是渡澜最让人惊叹的地方，她以一种毫不造作的方式让笔下的人与物享有了平等的权利———生的权利、死的权利以及生活的权利———这来自于对一种可见的社会规则的蔑视和不以为然。也或者说，渡澜有一颗极端自由之心，她编织的是她的童话，在这个童话里，人的死亡不过是一次长长的呼吸，如果你听到了这呼吸，她虽死犹生，所以哈鲁娜死亡的那一天不是“难过的一天”而是“美好的一天”。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傻子乌尼戈消失了》，乌尼戈是何种造物？他是植物，是自然之子，是傻子，是不正常的流浪者，他也是美丽的男孩，无人收留的孤儿，它甚至是一阵风，最后“我们的朋友乌尼戈永生不息———他只是用自己的方式消失了”。这种“消失—抵抗消失—消失的实际不存在”构成了渡澜小说的“叙事循环”，这与奥维德的变形圆周何其相似，至少他们共享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在自由的境界里，天地万物都是如此不分彼此地相互缠绕，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只有可怜的“人类中心主义”才会刻意去划分界限，厘定标准，结果是多维丰富世界的逝去，贫瘠而真实的荒漠控制人类。
渡澜对于“静止”有一种莫名的恐惧，她在小说中借叙事者之口说：“万物变动不居，我却流连于霉变的静止，将自己置身于变化之外的居所，仿佛只要风停止吹拂，我就会因此凝固，丧失价值。”这自道之言有触目惊心的沧桑，与现实中的不谙世事的青年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对生命凝固的排斥，对丧失价值的担心，使得渡澜在她的小说世界里始终处于一种“动”的状态，《美丽的一天》从物理时间上看不过是24小时，但小说里的人物却并没有被这物理时间所限制，而是不停地溢出时间，故事枝丫蔓延，就像森林里无边际的植被，完全不知道要长到哪里去。即使在被囚禁的状态，对生命原始的力的渴求不但没有得到抑制，反而是被剧烈地放大了，《圆形和三角形》就在这种“抑制”和“张扬”之间角力。特别引起我注意的是，这个小说的标题是两个符号———渡澜知道伽利略说过世界的本质不过是一套数学符号吗？———但这并无关系，重要的是，三角形和圆形在稳定性上都象征着一种永恒。渡澜再次回到了她的小说叙事美学上———叙事循环，圆形正好是一个循环，而这个循环，不是静止的，而是运动的；不是死的，而是活的。
我也同样惊讶地发现，渡澜的作品中有一个老练的让人疑窦丛生的叙事者，他（她）操控着娴熟的现代派叙事技巧：非因果、元叙述、拼接和蒙太奇。他（她）有时候甚至迫不及待地跳出来解释他（她）的写作，比如“以上故事我是用西里尔蒙古文写下的，接下来的故事我要用自己比较熟悉的回鹘式蒙古文记录”。又比如“我接下来要讲的故事，你们完全可以尽情地将它同你们所知道的其他的任何一个故事进行各种纵向或是横向的比较，找出它们之间的相似性，或是寻找它们相互间的影响。但是，朋友们，它变幻莫测，你们很难在上面树立任何稳固的判断。我恳求你们莫要深入故事的最深处，千万不要因此陷入可怕的人类沉思之中。它或许会令你们感到恐怖不安，或许会令你们大声发笑。它也许是残酷的，也许是可笑的，但不管它代表着什么，都不要掉进它设下的陷阱，做一些毫无意义的微小尝试”。但我想对此表示一点小小的遗憾，与作品中对世界初生状态的想象和变形的可爱比起来，这一类的说教显得老套且无趣，它的存在会让人误以为青年渡澜的心中还活着一位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先锋作家。
最后我想用两句话来与我并不认识的渡澜共勉，一句是我的一首截句诗：
“万物生长，又何曾顾及他人的眼光”；
一句是渡澜在自己的作品中说的：
“keep it simple and stupid”。
（本文转载自《草原》2019.11）
相关图书
书名：《傻子乌尼戈消失了》
作者：渡澜
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1月
“我的房客乌尼戈，在一个 鼬鼠满世界跑的春季消失了。但只要我愿意让自己的思绪驰骋在一条回忆的轨道上，他便无处不在。”
《傻子乌尼戈消失了》是青年作家渡澜的首部短篇小说集，也是十月文艺“未来文学家”书系的第三本作品。
十一个故事，根植于自然，茂然生长在草原的风里，奇异想象乘风而来，更有异族的神秘气息、诗似的分辨洞察连缀其间，跃动着生命力。
渡澜虚拟了自然之子、畸零族裔乌尼戈，庞大陋异却充满温柔宽宥之力的多足怪物莫德勒图，亦人亦兽不为世所容的初生儿嘎乐……“有异—抵牾—复归天然”，这是人物们的命运，也是小说流动的叙事循环。当“异类”成为主人公，被收束的一切为自己发声，声音电光一般地灼闪在字里行间，呼出众生生死存活的平等意志。
渡澜笔下初生的混沌是纯粹的，犹如异香缭绕于草叶，灰烬里钻出生机，万物浑然一体，迎向广博的宽容和自由。
编辑：王昊审核：胡晓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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