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守敬（1839-1915）为晚清著名学者，学问淹贯，涵盖史地考证、金石文字、目录版本等，尤以巨著《水经注疏》闻名天下。杨守敬也在近代中日学术交流中起了重要作用，其在担任清朝驻日公使馆随员的四年期间，大量搜集日本留存的汉籍古钞本、古刻本，不但协助驻日公使黎庶昌编《古逸丛书》，自己也编有《日本访书志》《留真谱》等书，皆为版本目录之学的名著。同时，杨守敬工书法，取法魏碑，也给当时的日本书道界带来新风格的冲击。学界关于杨氏的学问、书法及与日本关系皆有精细研究，而杨氏经历丰富，相关史料散落各处，仍有可补阙之处。本文将披露在日本发现的杨氏未刊书信四封及佚文一篇，并对其背后史事作简单考释，以供研究者参考。
四封书信的前两封藏于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宪政资料室所藏“得能良介关系文书”中，后两封则附粘于日本学者森立之的手稿《夜合不开录》中。陈捷在其关于晚清驻日公使馆的文化交流活动的著作中曾提到此手稿，称所在不明，未能寓目（陈捷：《明治前期日中学術交流の研究》，汲古书院2003年版，487-488页），实则此稿藏于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四函内容皆有关于日本大藏省印刷局出版狩谷棭斋《笺注倭名类聚抄》一事，而佚文一篇即杨守敬为《笺注倭名类聚抄》所作序文，抄录于《夜合不开录》中。杨氏在书信中透露出对日本学术的见解以及对当时日本情况的生疏，是这批资料的有趣之处（按：由于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宪政资料室和天理大学图书馆都不允许拍照，因此本文未能附上书信原稿照片，特此说明）。
印刷局1883年活字版《笺注倭名类聚抄》，图版来源为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数字馆藏：https://dl.ndl.go.jp/ja/pid/1209847
信函与佚文
第一函：
得能先生阁下：
久不见，渴甚，比惟起居万福为颂。顷闻贵局有刻狩谷棭斋《倭名类聚抄考证》一书，又刻其《度量考》，不胜企羡。弟来此年余，所见贵邦先达著述，窃以狩谷为第一。盖徂徕、春台，虽有特识，而武断为多；仁斋、东涯，非汉非宋，家法并舛。尝见东涯《名物六帖》一书，尚未能免俗也。唯狩谷博极群书，而又能决择真伪，洵不愧东瀛领袖。顾其书一种未梓，弟方拟购其稿本，携之归国，谋为刻行。兹闻贵局有此举，是私心所切祷者。如果鸠工，弟不才愿为叙文一首，发挥作者之意，谅不以佛头着粪为嫌也。本拟走谒，恐有妨公务，故仅藉井上以闻。祈示回音，勿任翘企。即请道安不庄。
弟 杨守敬顿首
五月十六日
此函藏于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宪政资料室“得能良介关系文书”中。《邻苏老人年谱》载杨守敬庚辰（1880）年阴历四月渡海，而函中称“弟来此年余”，可推断此函写于1881年6月12日（五月十六），此时杨守敬在驻日公使馆任随员。得能良介（1825-1883）为大藏省印刷局局长。
狩谷棭斋（1775-1835，名望之，字卿云，号求古楼）是日本江户时代后期著名的考证学者，《倭名类聚抄考证》一书实际题为《笺注倭名类聚抄》（《倭名类聚抄》又名《和名类聚抄》，为日本平安时代的学者源顺所编类书），为狩谷氏代表作之一。杨氏对此书及狩谷棭斋学问评价甚高，认为狩谷超过了江户时代著名的儒者荻生徂徕、太宰春台、伊藤仁斋、伊藤东涯，这实际上反映出杨氏自己的学术趣味，与日本学界主流评价不同，后面的信函也有更多信息。第一函表明，杨氏在得知印刷局将刊刻《笺注倭名类聚抄》之后，写信给局长得能良介，主动请缨为此书作序。
第二函：
得能先生阁下：
昨得回示并以尊藏《和名钞》二册属校，幸甚。此书弟曾于书坊琳琅阁借得抄本一部，兹以尊藏本对照，乃知互有详略。尊藏本似是定本，然亦有书坊本是而此本为误删者，如源君序题下有注，辨倭、和称名之异，是此书开端第一要义，盖源君原书倭、和兼称，若无是注，是大罅漏。故知尊藏本必非棭斋手定也。篇中如此类者，仍宜补入。又有书坊本所略而尊藏本反详者，大端亦尊藏本为优。然亦有漫衍可省者，如“阳乌”条后附辨“侌”“昜”为“阴”“阳”之正字，所论固是，然一部《说文》为后来假借所夺者，不知凡几，“侌”“昜”字废已久（汉碑已多如此），不自此书始，则所辨似可不必也。
诸本异同，注家例得并载，郑康成之于《仪礼》合古文，《论语》鲁、古篇，是其前规。棭斋此书，刻为校讹，附于各类之后，是必因诸本异同、其文甚繁，入之正注，殊觉喧填，故仿《经典释文》之例，亦注疏家善变之成法也。乃此书本注中又多载异同校语，是其为例不纯（尊藏本已多移附校讹，而正注所载仍多）。窃意此等处，必再经董理一番，而后可付梓者也。
弟尝叹棭斋博洽精审，一扫武断空谈之习，为贵邦第一流，而所著之书，生前不刻一种，遗稿传抄，彼此参错，纵后有时髦，而微言久绝，谁为论定？以弟所知，小岛、涩江皆为此学，今已雕谢。巍然独存者，唯森立之一人（此外谅必多有，然弟所知只此人）。其能删定此书与否，弟亦未知其深，想此君既在贵局，谅不草率从事也。
此书坊抄本价兼金，弟力不能购，即购亦不能刻，甚望贵局速鸠工也。如刻成，弟意不用贵邦之旁训点为佳，盖此书虽小学类，然亦非童孩所能读。若有训点，我邦人又多不欲，唯裁之。贵局既谋刻此书，必已派校刊之士数人如森立之者，祈以此札共议之。如不以为谬，随即作叙文一首，附之以传，实为至幸。至其书小小脱误甚多，想局中诸公自能正之，不待弟之嗷嗷也。此复，即请大安不庄。
弟 杨守敬顿首
此函亦存于“得能良介关系文书”，未写时间，但从内容上看应在第一函之后不久，乃是对得能良介复信的回复。得能氏的复信虽不可见，但从杨函可知其寄给杨氏自藏的稿本并请杨氏校对，而杨氏也借机抒发己见，在版本、体例、具体内容到棭斋学术流传、刊刻注意事项等方面加以点评，并推荐在印刷局供职的森立之校理此书。信中提到的“小岛、涩江”即小岛尚质、涩江道纯，皆为棭斋的学生。
第三函：
得能先生阁下：
前委为狩谷《和名钞考证》作序，仆自顾何人，安敢论定通儒之书。顾此公博极群籍，以仆论之，当为贵邦学人第一。而迩来文人且多有不知其名者，固由朴学非众人所识，亦以其书未尝广布，故后生不能据以称述耳。
兹谨撰就序一首，伏祈与森立之先生商之。如以为可，则当手书以付梓人。再狩谷定本唯立之有之，别无副册传世。立之老矣，此书若不速刻，或有中变，将来更难着手。是所望于先生极力表章，非特泉下之人衣绛再拜，亦贵邦真儒一线之传。守敬隔海后进，并无门户私见，特以针芥之合，故不能不独有叹赏。要知后世子云，定不河汉余言。无任翘企，酷暑伏惟珍重不宣。
愚弟杨守敬顿首 七月十五日
此函附粘于森立之手稿《夜合不开录》，内容承接上两函，故时间应在1881年8月9日（七月十五）。
第四函：
立之先生阁下：
久不晤，歉甚，比惟起居万福为颂。昨日贵局长得能先生有信来，言及棭斋《和名抄》之事，欲烦先生到敝馆议之，属先定期。弟意欲明日在家俟驾，祈辱临为感。此上，即请道安不庄。
弟杨守敬顿首 公历廿二日
此函亦附粘于《夜合不开录》，内容简单，应同样写于1881年，但因难以判断是承接在哪一函之后，具体时间不好断定。《夜合不开录》中也抄录了杨守敬为《倭名类聚抄笺注》所作序言一篇，录文如下：
余之东渡也，于其先哲得二人焉，曰狩谷棭斋，曰丹波茝庭。茝庭专精医术，旁涉儒家，棭斋博极群书，尤深小学。是二人者，皆好学深思，心知其意，不为偏驳意揣之辞者也。而棭斋为绝伦，所著《和名类聚抄考证》若干卷，其书条列四部，通涉九流，异义兼赅，一字无假，订讹疏谬，且出源氏原书上。按日本《经籍访古志》所载奇帙，求古楼居其泰半，固已为绛云、箓竹之俦。及读此书，乃知摩研功深，学与识并，拟之我邦，又卢召弓、顾千里之匹也。闻此书编纂数十年，稿凡四五易，晚岁卧病床箦，犹手自丹黄，盖其不自满假如此。杀青已就，乃以定本付门人涩江道纯，而道纯迁流靡定，亦未能墨诸板。又以授森立之，立之沈在下僚，今年已七十，学孤声寂，不能有建白，又将抱此册以终焉。嗟乎嗟乎！宿素衰落，曲高和寡，此书其终绝矣乎！顷闻印刷局将刻此书，欣喜无似，其局长得能先生亦与余有一日之雅，乃致书促其速成之。以校刊之役付立之，而余为之辞论，曰：
自学分多途，华实异用，由来久矣。畏难趍易，人情大同。而皮傅盈天下，木朽虫生，异端乃得乘其弊。不知实事求是，吾儒自有征验，凡所谓虚辞浮语者，皆流传之差，岂古圣贤象物正名之本意乎？此书之传，知此邦先哲自有高矩，勿为舍尔灵龟，顾我朵颐也。光绪辛巳荆州杨守敬题。
余又见丹波茝庭《医籍考》八十卷，亦所谓能自树立者。若一并刻之，使知古医术至精至密，非博涉百家、学通天人，未易语此。而海外之精其术者，亦不得议岐黄之疏也，岂不快哉？附记于此。
杨守敬在序文中推举棭斋学问并介绍此书刊行缘起，然而这篇序文最终并未被收进书中。下文将结合印刷局1883年版《笺注倭名类聚抄》的实际情况，以分析杨守敬书信中值得玩味之处。
交流与隔膜
印刷局在1883年出版《笺注倭名类聚抄》活字印本，分为十卷。对比成书可知，杨守敬在第二函中所提出的多条建议，都没有得到采纳。首先，杨氏认为得能氏藏本非棭斋手定，依据是源顺“序题下有注，辨倭、和称名之异”，而得能藏本无此重要之注，实际上据印刷局印本，此注在序文中间而非序题下，并未删去。森立之在《夜合不开录》中也写道：“卷端序下‘倭’‘和’字说之详注，其他就前稿而删去者颇多，所增补者亦不为少，一以此本为定本，不复增损一字也。”可见此本对比棭斋其他手稿虽有增删，但关于“倭”“和”的详注并未删去，因此也无须如杨氏所建议而“补入”。从印刷局印本的“凡例”可见其校刊的主要原则是保存原貌，因此除了改一部分“晋唐俗讹字”为正体外，有关文义考证的俗体字、字体可两存的异体字皆存旧不改，因此杨氏在第二函中认为像辨“侌”“昜”为“阴”“阳”的考证为“漫衍可省”，也不会被采纳。
杨氏又提出注释体例的问题，认为注中所载各本异同的校语，应当集中移到“校讹”的部分去，以免重复而“体例不纯”。然而印刷局印本也没有这样做，“凡例”称虽然此稿“连载异同”“同书再引”之处多有重复，“然其意味深邃，有不胪列则难通者，故不厌繁冗，一据原文”，更尊重原稿面貌。
杨氏提出刊刻不用旁训点，言下之意是旁训点乃方便孩童读书所用，若有旁训点则中国文人不欲购买，更显出他对日本学术的隔膜和心态上的优越感。这和他评价棭斋学术的基准一脉相通，皆是以中国学术为根据，因此将棭斋藏书比为钱谦益“绛云楼”、叶盛“箓竹堂”，将棭斋之学比为卢文弨、顾广圻，似不了解明治日本重新整理江户学术的意义。印刷局印本并未收入杨氏序文，卷首为得能良介作序，称作《倭名类聚抄》的源顺“学兼倭汉”，而“为学专汉文则昧于国典，精国典则疏于汉文”，兼通者少，因此推举棭斋“亦通倭汉学”。最后称请森立之“校正版式体例，总仍旧贯”，加以订正后以活字印刷此书，“庶几知倭训古言之不可以苟焉哉！”可见得能氏刊刻此书时，肯定其学术价值更多在“倭训”，而非杨守敬所在乎的“贵邦真儒一线之传”“实事求是吾儒自有征验”之类基于中国学术本位的看法。
若由此书的出版旁及印刷局的刊书活动，则更可见杨守敬理解的错位。印刷局原为隶属于大藏省的纸币局，后改名印刷局，又改隶内阁。印刷局的主要职能是印刷纸币、邮票、印花贴纸、债券、官报等公共用品，也兼印刷出版书籍。从其职能可以看出，印刷局的创设与沿革体现出日本印刷技术的进步和近代化国家的建立过程。尤其像纸币防伪、邮票债券图案的设计与特殊印刷等，从技术和观念层面都能体现出明治日本近代化之迅速。
而《笺注倭名类聚抄》的出版应当放在印刷局的活字印刷实践脉络中来看待。1921年出版的《印刷局五十年略史》提到此书是在介绍活版部的篇章中，称活版部在忙于《官报》和其他官厅所需印刷品时，“又从事有益于民间的印刷，或勇于承担篇幅浩瀚的印刷工作”，如《大日本史料》《大日本古文书》，“又如明治十六年，由得能局长起意而发起刊行狩谷棭斋遗著《笺注倭名类聚抄》，常为学界所称赞”。
日本官营的活字印刷起源于幕末创设的洋学机构蕃书调所，之后改为开成校，其活字设备又在明治维新后移交新成立的文部省，之后又随着从印书局、活版局到纸币局、印刷局的机构变迁而流传。印刷局下设活版部，除印刷《官报》等官方出版物外，也出版当时畅销的西学读物如《西洋开化史》《泰西政学》《英国开化史》《佛兰西法律书》《法例汇纂》等。而用活字来重新整理、印刷旧籍，在当时也是新鲜的尝试，而《笺注倭名类聚抄》正是这一尝试的产物。
印刷局长得能良介虽属于技术官员，但其对古典文化的热爱也影响了印刷局的工作。除了刊刻《笺注倭名类聚抄》等珍稀旧籍，明治十二年（1879）得能氏还和印刷局的外国技师等人发起古美术调查，巡游日本各县，拍摄古书画、古器物照片或以彩笔绘图，再以石板印刷制作成精美的彩色图录，即明治十四年（1882）出版的《国华余芳》丛书，在当时代表着日本石版印刷术的顶尖水准，同时也借美术之力塑造近代国家认同。正如得能氏在《国华余芳》序中称，此书“成工场制品之仪范以广于世，又为培养爱国志操之具”。
印刷局1881年石版印刷《国华余芳·正仓院御物》，图版来源为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数字馆藏：https://dl.ndl.go.jp/ja/pid/849506
而刊刻《笺注倭名类聚抄》这样多有异体字的书，既可保存珍本，也颇能考验活字出版技术的水平。从这一角度来看，则此书出版迅速、以保存稿本原貌为校刊原则也可以理解。毕竟出版此类书籍并非印刷局的正业，若非得能良介恰好获得棭斋稿本，也不会有此书的付梓。
而杨守敬似乎不大清楚这一背景，仅从“贵邦真儒一线之传”来看待此事，且在给得能氏的信中讥评地位崇高的江户儒学者，所撰序文又有明显的文化保守倾向。虽然杨序未被收入成书的原因已不得而知，但是对比杨序和得能序，其观点大相径庭则一目了然，并不像杨氏所言有“针芥之合”。
更值得深思的是，此时杨守敬正任公使馆随员，借驻日之机搜罗大量珍本古籍，为其后著《日本访书志》《留真谱》等书奠定基础，不可不谓精熟日本汉籍，却对日本的现实情况如此隔膜，有失外交人员职守之嫌。后人赞颂杨氏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时，恐怕不能忽视其背后更广阔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