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选择在对包含某些特殊设计特征的基因进行操作时,它所采用的标准在于这些基因在整个进化过程中的平均繁殖结果。比如说,自然选择青睐于男性的某种冒险倾向,因为这种倾向让男性获得了更高的平均繁殖成功率。所以,虽然这种倾向同时也让男性的寿命缩短了,但是自然选择还是让它得到了进化。
由此，进化心理学家对战争的逻辑进行了非常精妙的分析,他们注意到了大家通常会忽略的一个问题:战争是一种极具合作性的危险活动。
如果男性不能形成合作性的同盟关系,战争根本不可能发生。男性必须团结起来,组成一个合作整体才行。由于这个条件非常苛刻,所以在对大量哺乳动物的观察结果中,只有两个物种会形成合作同盟去攻击自己的同类。这两个物种就是黑猩猩和人类。
战争要想得以进化,还必须克服另一个障碍。那就是,参与战争的人所获得的适应性收益,必须远大于受伤和死亡所带来的毁灭性代价。要知道,对于参与战争的每一个人而言,战争都是一种需要付出巨大代价的危险活动。正如进化心理学家所言,“我们很难理解一种被设计来从事生存和繁衍活动的健全有机体,为什么会主动地参与一些可能要付出巨大代价的危险活动”。那么,进化过程又是如何在我们人类身上塑造出相应的心理机制的呢?我们又该如何解释这样的现象:在有记载的人类历史上,战争为什么总是不断地发生?战士为何总会受到他们所属群体的高度赞扬?
根据战争的进化理论,引发同盟性攻击行为的适应器要想得以进化,它必须满足下面4个条件:
1.在进化过程中,参与战争的个体在繁殖资源上获得的平均长期收益,必须远大于他参与战争所付出的繁殖代价。那么,哪些繁殖资源特别重要?答案恐怕非它莫属了即获得和女性性交的机会。女性这种资源是男性繁殖活动的最大限制因素。相反,女性的繁殖活动倒不会受到这样的限制,这个问题我们在讨论亲代投资理论和性选择理论时就已经谈到过。由于女性对后代的投资非常巨大,所以对于男性而言,女性这种有限的资源显得异常重要。两性之间的不对称性表现为,女性几乎不可能从战争获得任何收益。相反，如果战争能让男性获得更多和女性发生性行为的机会,那么他们就会获得巨大的收益。由于这是一种比较稀少的繁殖资源,所以它值得男性冒险而为之。
2.战争同盟的成员必须相信他们的群体会获得胜利。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成员们不仅要相信我方的战争同盟会取得胜利,而且还要相信我方的累积资源在胜利后会变得更多。
3.每个成员所承受的危险程度以及每个人对战斗的贡献大小,都必须转换为对应大小的收益份额。这是一条觉察欺骗者的标准,也是合作行为得以进化的必要条件。确切地说,没有参与战争的男性,就没有资格分享任何战利品。承受了较高风险的人(比如战争的头领),应该获得较大份额的战利品。类似地,如果一个男人对战争的贡献很大,那么他就可以获得较多的繁殖资源。
4.参与战争的人必须对他们战时的生死存亡“一无所知”。换句话说,死亡的可能性必须或多或少地随机分配到每一个成员身上。如果你在战前就已经知道自己必死无疑,你将什么也得不到,那你肯定不会参与战斗。所以,如果有一种机制让你在知道自己将会必死无疑的情况下却还是坚持要去参战,那么自然选择肯定会毫不留情地把这种心理倾向淘汰出局。其实,“战场恐惧症”也许就反应了一种适应性的心理机制,它让有些男性在知道将会必死无疑之后,放弃那些有害的行为方式,而是选择投降或叛变。但是,如果每个成员都要承担一定的危险,没有人知道谁会活下来而谁又会死去,那么自然选择就能够在我们人类身上塑造出参与同盟战争的心理倾向。
从这些条件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些令人惊讶的预测。其中最重要的预测可能要属,一定程度的死亡率对某些进化的选择压力，这些进化选择压力在人类身上塑造了促使男性参与战争的心理机制的影响。
战争的进化理论引发了许多具体的预测:
(1)男性(而不是女性)已经进化了用于合作性同盟战斗的心理机制;
(2)和女性的性接触机会,是男性参与同盟战争所获得的主要收益;
(3)男性应该已经进化了某种特殊的心理机制,让他们觉察到死亡已经不可避免时,选择投降或者叛变;
(4)当战争的成功几率很高时,男性更有可能参与战争,比如当我方人数远远超过对方时;
(5)男性应该已经进化了用于执行风险契约的心理机制,即觉察并且惩罚欺骗者和叛徒;
(6)男性应该已经进化了某种心理机制,专门用于觉察、欣赏和招募那些乐于参战并且勇于战斗的男人。
（巴斯《进化心理学》读书笔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