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叶宁
我曾经在南京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作了七年的侦查员，也就是通称的刑警。我们受理的是全南京市所有的以杀人案为主的恶性案件。我参与过很多案件的侦破，也到过形形色色的凶案现场。不夸张地说，我亲眼见过各种各样的死法。对于非正常的死亡、对于死者给生者留下的种种伤痛，我很难有更为深刻的印象，毕竟见得太多惨烈的死和悲痛欲绝的人。
可是每年的3月24日，我都难以释怀。基于保密的要求，我不能对二十年前的3月24日，一个不幸的女孩被害这件事透露什么信息。当年起初是大兵团的作战，我并没有直接参与这个案子的侦查。案发后，料理完死去女大学生的后事，死者那人到中年的父母带着巨大的伤痛回家去了。第二年的3月24日，不幸女孩的父母千里迢迢地赶来，到女儿曾经的校园里祭奠他们的爱女，然后到刑侦支队，找领导打听案件侦破的进展情况。从此开始，以后每年的3月24日，老两口都要到女儿人生走到尽头的伤心地，默默凭吊他们的女儿，然后转到我们这里，打听一下这一年中案件的进展。我们大案队的兄弟谈到这事，谁都不愿意再谈下去。
也许是不经意的一瞥，让我无法觉得自己是个局外人。那就是在第四或第五年后的3月24日，我无意见到了这两个伤心的父母。
那天下着清明前常有的雨，我看到这两个已显老的中年人互相搀扶着踯躅而来，轻车熟路地进了支队长的办公室。有认识的人和我说“这是324死者的父母”。我的心一下子揪住了，在此之前我听过他们的事，不想到他们这么准时地来了。
走的时候他们依然比较平静，尽管难以掩饰脸上写满的悲伤和失望。本来可能是活泼的女儿挽着他们，现在没有，只有夫妻俩互相搀扶。一把伞遮不住落在两人身上的雨，也许他们已经不在乎雨了。那么大的女儿没有了，他们的悲伤还怕雨淋吗？
我和另外几个兄弟站在窗口，目送着他们消失在雨里。他们没有拷问我们这一年都在干什么，但是他们的行动，始终在提醒我们：有一个美丽的冤魂一直在天上看着我们。我们是刑警，我们应该通过自己的努力，把公正还给这个冤魂，这样才有资格对她说“安息吧”。我不再陶醉于起初不停地解答出数学题一样的成就感，我总是忘不了雨中两个互相搀扶着踯躅而来的老人。
就算你做了99%，但是对于1%的人来说，你所做的归根结底还是零。大约是第八个或第九个3月24日，支队长幽幽地说了句：“今天老两口打电话来的，今年他们身体不好，来不了了。”谁都没有说话。
虽然案件有其客观条件，虽然一有类似案件我们就往上面努力，虽然谁也不曾忘记一天“324”，但是我始终无法为“324”没有解决而释怀。
后来我因为工作调动，离开了刑侦部门。我不用再为了案件东奔西走了。刑侦支队已升格为刑侦局，更加兵强马壮了。女大学生的父母，已经从两个中年人变为两个老人。他们身体时好时坏，有的年份来，有的年份来不了就打电话来。这样一晃，二十年下来了。今年两个老人来了没有？我想知道，又怕知道。
这个牵动人心的案件，过去了二十年。这个日子因为那对背影，对于我却象定时的闹钟，一到日子就开始搅动我的心情，让我无法把职业仅仅看作是吃饭的碗那么简单。
也许直到真相水落石出的那一天，我的兄弟们给冤魂一个交代，为冤魂轻轻合上睁着的眼睛。这个时候，对于像我和我大案队的兄弟们，这些曾经把案子与个人生涯联系起来的人，才能真正释怀。
（选自叶宁《榴荫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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