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台战役，是解放战争末期和新中国建立初期，毛泽东和中央军委一起策划却没能实施的一场重大战役。从1949年6月至1950年6月整整一年的时间，毛泽东、中央军委以及负责台湾战役的粟裕，一直在进行认真和紧张的战略策划。
在攻台问题上，作战一向以大胆而著称的粟裕，却改变了他的战术风格，变得颇为谨慎。因为粟裕明白，攻台之战是一场跨海之战、登陆之战。中原逐鹿，两军对垒，50%以上的机会就是有把握，毕竟打不赢还可以撤，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然而隔着一片大海作战，别说是六七成把握，就是八九成也不行，必须要十成把握才能开战，没有什么奇谋、妙计可以讲。
因此粟裕对于攻台之战的要求非常明晰，那就是人多、船多、飞机多、火炮多，只有这样，才能一鼓作气一胜到底，否则那就是无路可退，全军覆没。
因此在粟裕看来，若要取得攻台之战的胜利，必须在海军方面超越国民党残部。然而在当时，这却是不现实的。从国民党陆军来看，已经不过只有20~30万人。然而其海军，却依然有3.5万之多，拥有50多艘各类舰艇。虽然这些舰艇吨位普遍较小，但比起我军的机帆船，无论是火力还是速度，都要强上很多。因此要夺取制海权，必须想方设法，在质量上超越国民党军。
因此粟裕和中央军委，盯上了已经沉没在水里的一艘巨舰，它便是闻名遐迩的“重庆号”。
“重庆号”，原名“欧若拉号”，曾为英国皇家海军的轻型巡洋舰，曾是蒙巴顿勋爵座下的旗舰。二战后，英国为了抵偿英国当局代为保管中丢失的6艘中国港湾巡逻艇，将这艘战舰移交给国民党政府。
这艘战舰，曾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先进的战舰，全长117米，4台帕森斯透平主机分装在两个机舱内，每台功率达到了16000马力，最高航速到达37节。这艘战舰排水量达到了7200吨，服役船员600人。它的主炮，是令人望而生畏的双联装152毫米重炮。行动迅捷，火力凶猛。
二战期间，“欧若拉号”曾在地中海服役，专门负责袭击从意大利到北非的轴心国商船，为二战的胜利下了汗马功劳。意大利人心有余悸，曾给“”欧若拉“”取了个外号，叫做“银色怪物”。
二战结束后，“欧若拉”号被赠给了国民政府，并改名为“重庆号”，由海军宿将邓兆祥作为第一任舰长。
国共内战爆发后，“重庆号”被拉到了东北战场，并在塔山战役中，负责炮击我军阵地。152毫米巨炮果然不同凡响，六门主炮齐射的威力简直地动山摇.
炮击的强大后座力把海水掀起了几丈高的浪花，也把站在一旁的海军司令桂永清吓了一大跳，戴着的金丝眼镜掉在了甲板上，狼狈不堪。
而在我军一边，也被“重庆号”炸得着实不好受。一时间，我方阵地火焰冲天、碎石横飞。舰炮的威力，比陆炮实在要强太多了。
重庆号”起义后，塔山阻击战的指挥者4纵副司令员胡奇才在沈阳见到了邓兆祥。当邓兆祥听说眼前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胡奇才时，连声道歉。
“你一炮毁了我一个连！”胡奇才气呼呼地握着邓兆祥的手。
虽然给我军造成了极大的损失，然而“重庆号”却出人意料地提前离开了战场。对此邓兆祥对桂永清解释：“这里水太浅了，战舰有搁浅的危险。”
桂永清一听，觉得有理。虽然塔山久攻不克，但桂永清觉得自己尽力了。于是同意了邓兆祥的指挥。
随着人民解放军“三大战役”的节节胜利，国民党军队面临全面崩溃。“重庆号”官兵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满情绪日益强烈。而在很早之前，我军早就在“重庆号”上布下了地下党。在地下党和进步官兵的串联下，“重庆号”最终决定起义。
1949年2月25日1点30分，舰上27名官兵组成了“士兵解放委员会”，在船上发动了起义。在此之前，下层官兵曾担心舰长邓兆祥会阻拦，因此没有将起义计划告知于他。谁知邓兆祥早就和我党有联系，也想发动起义，但是担心时机不成熟而坏了大事。如今士兵们发动起义，与他的想法不谋而合。因此他毅然参加起义，并指挥战舰北上，安全行驶到了烟台港。
在当时的东亚，日本联合舰队早已覆灭，而“重庆”号便成为整个东亚国家中吨位最大、火力最猛的战舰。可以说，“重庆号”虽然只有一艘船。但其威力却大过了，蒋介石麾下的所有战舰。
“重庆号”的起义，给了蒋介石以巨大的打击。此时，解放军已经兵临长江，蒋介石还指望“重庆号”据守长江，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与此同时，该舰起义时，船上运载了大批物资、财宝、金条和银元。这笔款子，原本是海军撤退台湾后的经费。如今“重庆号”起义了，蒋介石可谓是人财两空。
更令蒋介石恐惧的是，“重庆号”的起义不仅大大增强了人民海军的实力，更给其他国军舰艇做了表率。“重庆号”起义之后，一共有74艘国军舰艇向我军起义和投诚。
早在渡江战役之前，蒋介石就有心将自己所有家当都迁到台湾。在“伪七大”时，蒋介石就曾夸口，即使将整个大陆都丢给共产党，但只要有台湾在，就能“反攻大陆”。而蒋介石之所以那么有恃无恐，无非因为他拥有强大的海空军。而这下可好了，我军海军的实力超过了国民党军，即使台湾也有可能不保。
就在蒋介石惶恐之时。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秘书、海军上将索尔斯突然打来电话，告知蒋介石：“该舰一被发现将立即予以击沉，以免被共产党使用。”
原来，美军对这艘战舰也颇为忌惮，他们担心这艘战舰会破坏亚太的平衡。因此美军便撺掇蒋介石，立即炸毁“重庆号”。在这个背景下，“重庆号”终于迎来了它悲剧般的结局。
当时我军早已意识到“重庆”号已经被敌人盯上了。为了防止空袭，我军先是指挥“重庆号”行驶到葫芦岛，并在战舰上组织了士兵解放委员会。为了保护战舰，东北军区首长即派海防处易轮、谷彬等来葫芦岛协助朱军工作，又派来3个高射炮连，分别布置在码头外侧和北面灯塔山的山坡上。
同时，我军还就地取材，以渔网、松枝、麦秆等伪装舰体，但这种伪装很容易引起火灾，且桅杆、烟囱及两舷仍暴露在外，故后来又将这种伪装改为油漆迷彩伪装。当天，后勤部又派来科长郑石等人，加强“重庆”号的后勤保障工作。
3月7日，邓兆祥在段苏权的邀请下，带领船上部分军官去往沈阳参观。邓兆祥的离舰，给战舰的防空、组织领导和指挥带来了极大的不利。
3月16日下午两点，天气暖洋洋的。就在这时，一架敌军民航飞机飞临“重庆号”上空。当时正值国共和谈期间，因此大家以为是国民党和谈代表所乘坐的客机，因此未予理会。然而出乎大家意料的是，这架飞机是伪装成客机的国民党侦察机。
17日上午10点左右，一架敌机以极快的速度飞临“重庆号”上空。原本，“重庆号”的防空兵准备用高射炮将敌机打下来。谁知舰船的通信却出现了大问题。“重庆号”原来的船员都在英国受训，通讯联络皆用英语。然而后来上舰的人，都听不懂英语，因此造成了指挥的混乱。
就这样，敌机低空越过船尾，向海面方向飞去。很显然，敌机已经确认了“重庆号”的方位，必将引来更多的敌机。因此领导们当机立断，决定将“重庆号”开往苏军控制的旅顺港。然而苏军此时没有与国民政府断交，为了防止国际纠纷，因此没有同意。
与此同时，“重庆”号还发现在葫芦岛以东海面，有两艘美军潜艇正以潜望镜监视我方的行动。在此情况下，“重庆号”只能停泊在原地，加强对空防御。
18日8点，敌军侦察机飞临重庆号。几分钟后，3架美式B-25中型轰炸机由右舷 135°侵入，先以 l 架吸引我高射火力，其他 2 架趁机由右后上空侵入投弹，平均每20分钟就轰炸一次。
在国民党飞机的弹雨之下，“重庆号”被炸得伤痕累累，雷达、船台都被炸坏。15点45分，一枚炸弹击中了战舰的计算室，室内的10位同志有9人受伤，4 英寸炮位的沈桂根、韩志铭被震死，第 5 号奥利根上的一名射手脚踵被炸去、另一射手史德基腹部受重伤（后牺牲于锦州医院)，右机关炮上的邱标胸部重伤(后牺牲于锦州医院)、彭立锯和应志昌眼被炸瞎，轮机兵刘芳圃被炸牺牲。
由于我军没有空军，又缺乏防空火炮，因此“重庆号”只能被动挨打。第二天，我方开了一个研究性会议，会上有人提出，应自行将战舰凿沉，这或许是保护这艘船的最佳方案。
就在当天9点，阴魂不散的敌机又一次向“重庆号”投弹。无奈之下，“重庆号”只好以自己所有舰炮投入了对空作战。但是由于射程太短，根本奈何不了敌机。无奈之下，“重庆号”只好连续三次向军区军委请求批准沉船方案，然而却一直得不到回复。
最终，“重庆号”政委任克加沉重地说：“上级未回电，我们联合署名，集体负责吧！”第二天凌晨，老海员杨桂发启开舱门放水。上午9时许，“重庆”号巡洋舰舰体向右倾斜，侧沉于葫芦岛港内。
几天后，贺龙前往葫芦岛视察，专门前往港口检查“重庆号”的状况。看着满目疮痍的港口和白茫茫一片的大海，贺龙强掩失落，却依然安慰着“重庆号”的幸存战士：“沉得对，否则码头将遭受重大破坏。”
最后，贺老总沉痛地说：
“重庆号是个好东西，我们很想要它，但是现在用不上，也用不起。因为它用的炮弹要全部从英国购买，烧的油也要从国外进口，它现在在我们手中就像一只刺猬，拿也拿不了，去又去不得，所以沉掉最好，等我们建立了自己的海军，再把它打捞出来为人民海军出力！”
仅仅一年后，“重庆号”的打捞便进入了议程。
“重庆号”沉没后，着实让蒋介石松了一口气。渡江战役之后，国民党兵败如山倒。最终，蒋介石带着他所有的家当以及从人民手中掠夺来的黄金和白银，去往了台湾。10月30日，蒋介石依然心有余悸地说：
““重庆号”如果不炸沉，那敌人海军力量就要超过我们了。”
蒋介石非常清楚，在海战之中，最讲究的就是吨位和火力。虽然老蒋手中依然有50多艘舰船，但在“重庆号”面前，就像老鼠见了猫，奈何不得。然而蒋介石的心中，依然有着一个隐忧，那就是他非常担心，我军会将“重庆号”重新捞上来。
蒋介石曾说：
“重庆号”如果打捞起来修复，“或苏俄以同型的兵舰畀予共产党，冒称重庆号，来参加战斗，那台湾恐怕就保不住了。
而此时，我军也确实在着手打捞“重庆号”。对于这艘战舰，作为攻台总指挥的粟裕寄予了厚望。粟裕分析国民党的海军：
“蒋军虽有军舰45艘，实际能用的只有三十艘。”而“我军已有17艘，修好20多艘，数目相等。”
粟裕认为，只要把“重庆号”捞起来，质量上就超过敌人。“重庆号”不仅可以作为炮舰，压制国民党海军，同时还能运载大量士兵。根据计算，仅“重庆号”一艘船，就能运载一万人。
为了防止“重庆号”像之前一样被击沉，粟裕还决定投入大量空军，夺取制空权。粟裕乐观地说：
“我们的陆军在淮海战役后即占优势，战车、炮兵现在均已占优势，海军照现在这样建设下去，也可以占优势。”
只要将“重庆号”打捞上来，并且修好，攻打台湾就有很大的把握。
1950年1月份，打捞“重庆”号的准备工作已经摆上了议事日程。早在 1949 年的八九月份，中央军委就派张学思赴苏联，在商谈聘请苏联顾问帮助中国创办海军学校的同时，提出了请苏联派遣工程技术人员帮助打捞“重庆”号，苏方迟迟未作答复，打捞工作一时未能实行。
1950年5月，“重庆号”副舰长朱军随海军司令肖劲光来到中南海居仁堂，向朱德和聂荣臻汇报打捞“重庆号”的必要性。朱德和聂荣臻听完后，感到打捞战舰的时机已到。而且战舰久泡于海水之中，迟早会锈蚀，到时候就没法维修了。
在朱德、聂荣臻的首肯下，朱军带领有关人员，前往葫芦岛探查“重庆号”的情况，看看是否能自行打捞。最终，朱军得出结论，“重庆号”船体过重，超出了我军的能力范围。要想捞起“重庆号”，非苏联人帮忙不可。
另一路由驻苏大使王稼祥带领，经过斯大林的首肯，苏方最终同意帮助我方打捞“重庆号”。王稼祥大使已将苏方提出的打捞“重庆”号文件草案送国务院、党中央，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聂荣臻等已同意就此同苏联谈判。3个月后，中苏关于打捞“重庆”号军舰的谈判在北京举行。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苏方终于同意了我方的报价，并派遣一支勘测队来到葫芦岛。之后，这30多名苏联专家开始对我军的工兵以及潜水员进行培训，主要学习打捞技术方面的知识。
然而就在我军紧锣密鼓，准备打捞“重庆号”之时，朝鲜战争爆发了，美国第七舰队横亘在台湾海峡，阻止我军登岛。对这一切，蒋介石颇为高兴，他断定:
“在目前的情况下，假苏俄不帮助共产党，要由他自己来训练海空军的人员，充实海空军的设备，我敢说至少他在三年之内，无力进攻台湾。”
虽然“重庆号”参战的最佳时机已经过去，但是“重庆号”的打捞依然在进行。1951年4月，工兵和潜水员在苏联人的指挥下，开始打捞“重庆舰”。打捞之前，首先将船体外移以与码头保持一定距离，然后在船体上拉上钢丝绳，在岸上用搅拌机拉着钢丝绳一点点把倾斜沉没的“重庆号”扶正，最后放下抽水泵。待到将“重庆号”里的海水抽去，这艘沉没两年多之久的战舰充裕重见天日。
“重庆号”出水后，刘少奇、肖劲光等党和国家的领导都专程前来现场观看，并嘉奖了打捞工作的全体官兵。大家都非常关心，这艘沉没已久的战舰，是否还能恢复其纵横四海的英姿。
随后，苏联专家视察了这艘巡洋舰，并且给出了否定的答案。他们说，“重庆号”战舰损毁严重，完全修好需要的代价达到4亿卢布，还不如再买一艘新锐战舰，因此建议进行拆解。
苏联专家的建议在当时被认为十分可疑，但我国又没有独立修复“重庆号”的能力。无奈之下，我们只好将这艘美丽的战舰当做废铁进行处理。船上的火炮、仪器、雷达等一部分作为海军学校的教具，一部分交给苏联作为打捞费用，汽轮主机给了发电厂。
剩下的空船壳于1959年11月拖到上海交给上海打捞局作为水上仓库，命名为“黄河”。1964年，又作为天津渤海石油公司海上钻油平台的宿舍船。直到1990年，“重庆号”船壳才被彻底解体，在炼钢炉中化为了钢水。
“重庆号”所剩下的，只有写有其名字的钢制船牌，并于1982年7月，被赠给了中国军事博物馆，定为一级文物。自“重庆号”沉没后，我国再也没能拥有过巡洋舰。
值得一提的是，胡奇才于1996年3月和邓兆祥见了一面，并向他请教了一个困扰他几十年的问题——“重庆舰为何打着打着就不打了？”邓兆祥回答：“桂永清是陆军出身，不懂海军，我和他说这里水浅，不过是托词。”原来，“重庆号”的官兵早就趋向于正义，不想参加这种同室操戈的内战。对此，胡奇才将军笑着说：“如果你们再打下去，我们还真有点吃不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