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深秋，一个令人意外的交代打破了中南海的宁静。身患重病的周总理突然召来秘书赵茂峰，向他交代了一件尘封多年的往事。这个往事，涉及到了一位曾被历史教科书称为＂帝制祸首＂的人物——杨度。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位被称为＂筹安会六君子＂之首的杨度，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思想转变？他与共产党之间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
光绪十年（1884年），湖南湘潭县城里传出一件轰动之事。县试考场上，一位年仅十六岁的少年以最高分考中秀才，此子便是杨度。当时主考官称赞道：＂此子才高八斗，假以时日，必成大器。＂这番评价在湘潭城中传为佳话。
秀才功名在手，杨度的求学之路却并非一帆风顺。光绪十八年（1892年），他两赴京城会试，均名落孙山。但正是这两次落第，让他结识了一批在京城求学的青年才俊，其中就包括了后来影响他一生的梁启超。
一日，杨度与梁启超相谈甚欢，梁启超向他推荐了一本书——《瀛环志略》。这本介绍世界各国政体的书籍，在杨度心中种下了君主立宪的种子。从那时起，他开始关注世界形势，思考中国的出路。
1902年春天，杨度远赴东瀛，进入东京弘文学院求学。站在繁华的银座街头，他亲眼目睹了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发展成果。一个想法在他脑中渐渐成形：中国若要富强，必须效仿日本，走君主立宪之路。
就在这时，一位同乡找到了杨度，说有一位＂孙先生＂想见他。这位＂孙先生＂正是孙中山。两人首次见面便谈了整整一个下午。孙中山主张推翻清朝，实行民主共和；而杨度则坚持君主立宪才是正途。
虽然政见相左，但杨度却在这次会面中为中国革命史留下了一段佳话。他向孙中山推荐了同乡黄兴，说道：＂此人胸怀大志，才华横溢，必成大器。＂后来的历史证明，黄兴果然成为了同盟会的重要领袖。
1905年冬，清廷派五大臣出洋考察，专程来到日本。其中端方大臣登门拜访杨度，请他代拟考察报告。杨度洋洋洒洒写就万言书，建议清廷效仿日本明治维新，实行君主立宪。这份报告令朝廷震动，随即下诏预备立宪。
武昌起义爆发后，杨度受命为袁世凯幕僚。在他看来，袁世凯正是能够带领中国走向君主立宪的＂明君＂。1915年，杨度与人组建筹安会，联名上书，请求袁世凯登基称帝。
一日，袁世凯召见杨度，说道：＂皙子（杨度字），你为何如此力主帝制？＂杨度答道：＂今日中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袖，方能使国家走向富强。＂袁世凯闻言大喜，当即赐杨度＂旷代逸才＂四字匾额。
然而历史的车轮并未按照杨度预想的方向转动。1916年6月，袁世凯在一片反对声中去世。随后，新任大总统黎元洪下令通缉＂帝制祸首＂，杨度不得不逃往天津德租界避难。这一躲，就让他开启了人生的另一段奇特旅程。
1916年的一个深夜，天津德租界的一间佛堂内，杨度对着佛像久久伫立。这位曾经的＂帝制祸首＂，如今只能在这里避难。袁世凯称帝的失败，不仅让他的政治理想破灭，更让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道路。
就在这时，一位老友找上门来——正是李大钊。两人相识于北京，此时李大钊已经在北京大学任教。李大钊带来了一摞书籍，其中有《新青年》杂志和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
＂皙子兄，这些或许能让你看到一个不一样的世界。＂李大钊说道。从那时起，杨度与李大钊的交往日益密切。每逢李大钊来天津，必定前来拜访。两人常常彻夜长谈，从传统文化谈到世界大势，从君主立宪谈到社会主义。
1922年，经过深思熟虑，杨度决定加入国民党。当时孙中山特地发来一封电报：＂杨皙子此次来归，志坚金石，望诸同志勿以往事相疑。＂这封电报，不仅体现了孙中山的胸怀，也显示出杨度在政治立场上的重大转变。
然而，真正让杨度彻底改变的，是1927年那个令人痛心的清明节。那天清晨，杨度突然得到消息：张作霖的军队正准备在俄国使馆抓捕李大钊等人。他立即派出儿子前往打探，同时通知了国民党北京特别支部书记胡鄂公，希望能及时营救李大钊。
可惜消息传递过程中出现了延误。当杨度的儿子赶到现场时，只看到李大钊等人已被押上汽车。杨度立即联络各方关系，四处奔走营救。他找到了当时在北京颇有影响力的章士钊，恳请其出面斡旋。
然而事与愿违，在当时＂清党＂的大背景下，张作霖根本不给任何周旋的机会。很快，李大钊等二十位革命志士被处以极刑。当得知这一噩耗时，杨度当即变卖了自己在北京的部分房产，筹集资金救济遇难者家属。
李大钊的牺牲，成为了杨度思想转变的重要转折点。一个月后，他离开了居住多年的北京，南下上海。在上海，他加入了中国互济会，开始接触更多的进步人士。通过这些接触，他逐渐认识到，自己曾经推崇的改良主义道路在中国根本行不通。
1927年冬天的一个傍晚，杨度在上海的一家茶馆里，遇到了地下党员潘汉年。这次会面，让他萌生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想法。从此，这位曾经的＂帝制祸首＂，开始了自己的新生之路。但谁也没想到，他与共产党的这段秘密关系，会在近五十年后，由周总理亲自揭开。
1929年的上海，法租界里一栋不起眼的小洋楼成了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点。这栋楼的主人正是杨度，表面上他是青帮大佬杜月笙的座上客，实际上却在暗中为革命事业效力。
这座小洋楼位置特殊，一面临近繁华的霞飞路，一面靠近僻静的后巷。每到深夜，总有一些身影悄悄从后门进出。法租界的巡捕虽然注意到了这些异常，但因为这是＂杜老板的地方＂，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一天深夜，一位身着西装的年轻人匆匆走进小洋楼。此人正是刚刚在上海站站长住处开完会的陈云。当时白色恐怖正紧，陈云需要一个安全的临时落脚点。杨度二话不说，立即安排他住进了三楼的客房。
为了打消外界疑虑，杨度白天总在各大茶楼出入，以＂清客＂身份结交各界名流。每逢有人问起，他就说自己在靠卖字画谋生。实际上，他变卖了自己在北京的大部分房产，将这笔巨款悄悄转交给了党组织。
1930年春天，一件意外的事情打破了这里的平静。当时负责保护毛岸英兄弟的＂红色牧师＂董健吾因身份暴露，被特务追捕。杨度得知消息后，立即安排董健吾住进了自己家中。为了掩人耳目，他还特意对外宣称董健吾是自己请来的英文教师。
这期间，杨度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收集各类情报。由于他曾是举人出身，又曾在清末、北洋时期担任要职，结识了不少军政要员。这些人虽然知道他曾是＂帝制祸首＂，但并不知道他已经加入了共产党，因此在他面前毫无顾忌。
有一次，一位国民党要员在酒后向杨度透露：蒋介石准备在上海进行一次大规模搜捕行动。杨度立即将这一情报通过秘密渠道传递给了党组织，使得多位同志及时转移，避免了被捕。
为了便于传递情报，杨度想出了一个妙招。他在自己的字画中暗藏机密信息，由专人将这些字画送到指定地点。特务们经常翻检他的字画，却从未发现其中的玄机。
除了情报工作，杨度还在经济上大力支持党的地下工作。他将自己的积蓄分批存入不同的银行，需要用钱时就以＂变卖字画＂的名义支取，再通过可靠的渠道转交给党组织。当时上海的地下党组织经费极为紧张，杨度的这些资助解了很大的燃眉之急。
1931年初，上海的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为了确保安全，组织上要求杨度暂时中断一切活动。然而这位老同志并未就此停步，而是继续以其特殊的身份，为党的事业默默付出。就在他准备重新开展工作时，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却永远终结了他的革命生涯。
1929年的一个秋日，上海一家不起眼的茶馆里，潘汉年正与周恩来商议一件特殊的入党申请。申请人的身份极其特殊——正是曾被称为＂帝制祸首＂的杨度。
＂此人若能为我党所用，在上海的工作将更有保障。＂潘汉年向周恩来介绍了杨度近年来的表现：营救李大钊时的奔走、为遇难同志家属的接济、以及在上海的一系列进步活动。
周恩来思虑再三，最终做出了一个特殊的安排：＂由我直接领导，让他以秘密党员的身份开展工作。＂ 这个决定，让杨度成为了一名特殊的地下党员。
为了确保安全，组织上专门为杨度制定了一套联络方案。每月第一个星期天的下午，他都要在霞飞路的一家咖啡馆与联络员见面。起初，联络员是一位装扮成洋行买办的同志，后来换成了夏衍。
杨度与夏衍的第一次见面就很特别。那是在一个雨天，夏衍打着伞走进了咖啡馆，按照约定暗号找到了杨度。当时夏衍并不知道对方的真实身份，只知道这是一位重要的秘密党员。
＂老先生贵姓？＂夏衍试探性地问道。
＂我姓杨，字皙子。＂杨度平静地回答。
这个答案让夏衍大吃一惊，他万万没想到，眼前这位就是当年声名显赫的杨度。从那以后，每个月的例行会面都成了两人畅谈的机会。
在这些秘密会面中，杨度从不自称＂同志＂，提到周恩来时也只称＂翔宇兄＂或＂伍豪先生＂。这种称呼方式不仅是一种安全考虑，也体现了他对组织纪律的严格遵守。
然而，正是这种特殊的身份安排，在后来引发了一些质疑之声。有人说杨度入党是＂投机＂，说他是在革命胜利在望时才改弦更张。对此，杨度曾对夏衍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是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入党的，说我投机，我投的是杀头灭族之机。＂
周恩来对杨度的工作非常重视。1930年，上海地下党遭到严重破坏时，周恩来特意安排人转告杨度：暂时中断一切联系，等待新的指示。这个指示显示了组织对这位老同志的保护之意。
即便在这种特殊时期，杨度依然坚持自己的工作方式。他继续以＂清客＂身份在各界周旋，收集情报，接济同志。他的这些工作，都是通过极其隐秘的方式，传递给组织。
在杨度生命的最后时期，他对夏衍说过这样一段话：＂我这一生犯过两个大错：一是辛亥革命时拒绝和孙中山先生合作，二是支持袁世凯称帝。但现在我知道自己走对了路，哪怕前面是刀山火海，我也绝不后悔。＂
1975年9月28日，北京医院的病房里，周恩来躺在病床上，向秘书赵茂峰交代了一件重要的事。这件事关系到一位已经过世44年的老同志——杨度。
＂当年袁世凯称帝时，筹安会六君子的第一名杨度，最后参加了共产党，是我批准并直接领导他的。＂周总理的声音虽然虚弱，但语气却十分坚定，＂请王冶秋同志转告上海的《辞海》编辑部，若有＇杨度＇辞目时，要把他最后加入共产党的事写上。＂
这个指示很快传到了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的手中。王冶秋接到消息后，一面通知了上海《辞海》编辑部，一面开始向知情人打听此事。然而，大多数人对此都表示不知情。
《辞海》编辑部收到这个任务后，立即指派历史地理编辑室主任谈宗英负责调查。当时《辞海》中关于杨度的记载，主要集中在他支持袁世凯称帝的＂罪行＂上，对他后来的革命事迹只字未提。
1978年，王冶秋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关于杨度同志入党的考证》一文。这篇文章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很快就有知情人纷纷提供线索。其中，夏衍的一篇回忆文章《续杨度同志二三事》，更是详细披露了杨度作为秘密党员的工作细节。
这些材料的出现，让《辞海》的修订工作有了确切依据。编辑部对＂杨度＂词条进行了重大修改，删去了诸多负面评价，增加了他晚年的革命事迹，尤其是强调了他在李大钊被捕期间的营救行动。
1985年，一个意外的发现为杨度的历史正名增添了新的篇章。上海清理公墓时，工作人员发现了杨度的墓碑。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了杨度的后人耳中。
杨度的孙女杨友鸿通过关系找到了夏衍。已经年迈的夏衍二话不说，当场写了两封信，请上海统战部协助处理此事。就这样，＂杨度同志新墓筹建委员会＂成立了。
1986年，杨度的新墓在上海万国公墓落成。这块墓地的位置很特殊，就在宋庆龄墓地的附近。墓碑上既保留了原有的＂湘潭杨皙子先生之墓＂，又增加了一块小碑，上书＂杨度之墓＂。墓前的石碑上，清晰地记载了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经过。
在新墓落成仪式上，杨度的长孙杨友龙代表家属发言时说了这样一段话：＂今天，我们终于可以昂首挺胸地说：我们是革命者杨度的后人。＂这一刻，历史给出了公正的评说。
而这一切的开端，正是源自周总理在生命最后时刻的那个嘱托。这个嘱托，不仅为一位老同志正了名，也为中国革命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