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地处安徽腹地的肥西县三河镇，曾出了三位名垂青史的重要人物，一个是获得诺贝尔奖的杨振宁先生，一位是抗日英雄孙立人将军，还有一位是曾担任新四军七师参谋长，华东野战军先遣纵队司令，仅用两个连即奇袭解放合肥的孙仲德司令，今天就为大家讲述孙仲德司令传奇的革命史。
孙仲德
孙仲德原名孙家骥，曾用名余凯章，安徽省肥西县三河镇人，1902年1月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他幼时读私塾，十三岁时转入高小学习，毕业后考入安徽省乙种工业学校，只读了两年，就因家贫而辍学。1920年考入直系军阀开办的保定随营军校。次年，因直皖战争爆发夕，孙仲德被驱逐出军校，即到山东投入段祺瑞的边防军第二师，任下级军官。
1927年秋，孙仲德由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桂系)军械处处长吴绍杰介绍，参加了国民革命军，在第四集团军特务团当了迫击炮连连长。不久，孙仲德便认识到这支部队与旧军阀原是一丘之貉，大失所望。1929年春，蒋桂战争爆发，当部队打到长沙时，他因病落伍，即回家闲住，并当上了国民党合肥县三河镇警备队长。
1930年，孙仲德表弟颜文斗由上海党组织委派，到合肥设立党组织秘密交通站，在其影响下，孙仲德开始接触革命思想，并参加革命工作。
孙仲德表弟颜文斗画像
1931年9月10日，由于叛徒告密，合肥地区的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受到了很大的损失，颜文斗等十六位共产党员被捕后坚贞不屈，全部英勇献身，共产党人这种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给孙仲德以巨大冲击。1933年，因营救合肥中心县委委员马自忠，孙仲德身份暴露，不能再回警备队，他便毅然参加了红军游击队。
1934年6月1日，孙仲德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党员，不久后被任命为肥南区委书记。1934年9月，红军皖北游击大队一百余人南下合肥，和合肥地区的红军游击队合编为皖西北游击大队，由皖北游击大队副队长曹广海任大队长，孙仲德任副大队长，皖北游击大队政委张如屏任政委。
张如屏
10月农历重阳节前的一天，游击大队在进军舒城南山的途中，与国民党军在春秋山遭遇，此战游击大队伤亡很重，大队长曹广海等壮烈牺牲，趁着夜色，孙仲德带着游击大队转移到舒城北乡沙河边的毛竹园子村，找到了他的同学村里的一位绅士，将幸存下来的战士隐藏在他家深院内。这位绅士派人站岗放哨，送饭送水，避开了敌人的搜索。部队临走前，这位绅士又找到了几个竹筏子，帮助游击队渡过了沙河，使游击队化险为夷。
春秋山战斗后，孙仲德被任命为皖西北游击大队大队长，1935年春，红军游击大队在肥西缺牙山附近的小园墙村改编为皖西北游击师，孙仲德被任命为游击师师长，此后，在孙仲德率领下，皖西北游击师转战在皖西北地区和大江两岸。
1935年冬天由于红军游击师的一连一排排长任继周打死了从红八十二师派来的一位副师长，策动叛变，加之，国民党正规军和地方反动武装增兵皖西北，对红军游击师进行了疯狂的“围剿”，红军游击师损失惨量。于是孙仲德带领部队撤离大别山区，向设在舒域的皖西北特委靠拢，然后再徐图发展。
此后，孙仲德化名余凯章，带领五、六个同志去无为县黑沙州一带活动。他们买了一条船，以贩米卖布作掩护，在江上拦截汉奸、豪绅的货船，没收他们的财物，为党筹措资金，购买枪支弹药、医药用品和生活必需品，先后恢复了芜湖、无为、繁昌等县的党的秘密工作。
1936年冬，孙仲德当选为皖西北特委委员，军事部长。
1937年3月，孙仲德主动请缨，代表皖西北特委到延安寻找党中央，他从庐江麻石桥出发，闯过了重重封锁，历尽千辛万苦，辗转到达西安，找到了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派车把孙仲德送到了陕西省三原县云阳镇。在云阳，他向党中央汇报了皖西北特委和大别山苏区的军事、政治及民运工作情况，然后他又迅速赶回庐江麻石桥，向皖西北特委传达了中央组织部关于皖西北特委的主要负责人到延安学习的决定。
同年月，孙仲德和特委负责人刘敏、曹云露、杨银声、奚业胜、顾鸿一起，化装北上，到达革命圣地延安，孙仲德进入抗大第三期一大队学习。
1938年5月1日，抗大毕业的孙仲德任命为新四军第三支队第五团团长。他在担任五团团长期间，多次创造了以少胜多的战例，并积极发动繁昌地方群众支援抗战，受到了叶挺军长地赞扬，并送给他一支驳壳枪，作为对他的奖励。
1939年8月，孙仲德调任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司令员，黄岩兼任政委，当时江北游击纵队只有三个营，约一千多人，驻在巢南地区。孙仲德亲自到舒城、合肥、寿县、云安一带扩充军队，先后组建了新八团、新九团，使部队很快发展到三千多人。
1940年4月，顽军保安司令吴绍礼趁孙仲德扩军未归，集中了两个团袭击向巢湖根据地发动突然袭击，致使我军遭受重大损失，纵队参谋长桂蓬舟英勇牺牲，教导大队大队长丁亚负伤，巢湖根据地落入日伪之手。1940年6月，江北游击纵队改编，孙仲德任纵队政治委员，谭希林任司令员。部队改编后，孙仲德率领二团二营打回了巢无地区。
谭希林中将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坚守在巢无地区的孙仲德率领部队一面迎击敌、伪、顽的进攻，另一方面加强沿江的接应工作，保证皖南突围的同志能够安全北渡。从1月中旬开始，便不断有突围人员从铜、繁地区渡江至无为，先后总计约七百余人，其中有原第一团、三团、新三团、五团、军特务团、军部等各部干部、战士，分别由黄火星、刘别生、钟得胜、熊梦辉、李志高、谢忠良等率领过江，最多的一批是新二支队，有二百多人，在巫希权等率领下到达无为。
1941年5月1日，江北游击纵队和突围过江的部队、林维先的挺进团、无为游击队、江北地方武装合并，在无为东乡白茆洲正式宣布组建新四军第七师，孙仲德任第七师唯一的第十九旅旅长，下辖第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团。
1943年春，孙仲德任第七师参谋长兼和含支队支队长、政治委员、和含地委书记，负责全地区的领导工作。同年11月，国民党顽军第八挺进纵队分三路向我磨盘山、丁字山、黄泥山一线进犯。由于，敌军出动前，驻在盛家桥的一个顽军连长就把情报送了出来，我军事先已做好了充分准备。在孙仲德亲自指挥下，这次战斗共歼敌一千余人，缴获轻重机枪十二挺，迫击炮一门，长短枪七百余支。
1945年10月，孙仲德和第七师的部队一起率命从皖江根据地向山东撤退，为了保证随军伤病员的安全，他通过统战关系搞到几只日军汽艇，利用日军初降，国民党立足未稳之际，带领伤病员及部分妇女、机关干部乘船北上，从无为到六合，闯过了国民党的岗哨，直到登陆后国民党才发觉。
1947年底，人民解放军开始战略反攻。孙仲德主动请缨，要求南下，深入敌后斗争。华东局和华东野战军接受了他的请求，任命他为江淮军区副政委兼中共淮南工委书记，派他和梁从学率领由华野第三十三团及干部支队组成的华野先遣支队，南进抗战时期新四军第七师和第二师的根据地。侦察敌情，恢复党的组织，发展武装力量，开辟和扩大根据地，为支援大军渡江作准备。
梁从学中将
1948年1月，孙仲德率领先遣支队从河南羊陂城林出发，穿过黄泛区，进入安徽涡阳、阜阳，再沿凤阳、嘉山、定远一线南下。3月，国民党以九个团的兵力在定远县藕塘截击先遣支队，部队被迫转向舒域、潜山、太湖。6月初，先遣支队到达目的地，先后行军六个月，行程数千里到达目的地。
1948年1月，先遣支队改为先遣纵队，下辖三个支队，孙仲德任纵队司令员，负责破坏津浦铁路，切断敌人的运输线，阻止国民党江南部队向淮海战场增援。孙仲德率领先遣纵队在张八岭到明光一线活动，半个月内破坏铁路七次，一度切断了南北交通，有力地支援了淮海战役。
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后，孙仲德、谭启龙率领先先遣纵队进军合肥、桐城。当时国民党安徽省政府已南逃，国民党刘汝明兵团淮海战役兵败后，残部退驻合肥。1949年1月21日，孙仲德派先遣纵队两个连出敌不意直指合肥，占领了城外的飞机场，刘汝明部打了一阵枪炮便仓皇而逃。当时国民党合肥县长是由我地下党组织和民盟组织安排的民盟监员龚兆庆担任的。他见我解放大军到来，立即下令开城欢迎。我军遂兵不血刃，和平解放了合肥城。
孙仲德
1949年2月，孙仲德任皖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解放军渡江后，孙仲德参加了皖西剿匪的指挥工作。在剿匪作战中，他在总结多年游击战争经验的基础上，提出长途奔袭，包围搜剿，设点伏击，跟踪缉捕，便衣小分队配合等多种战术。他还采取布置内线，利用矛盾，利用匪属劝降等多种瓦解敌人的方法，为迅速剿灭大别山股匪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952年5月，孙仲德转业到地方工作，担任安徽省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兼民政厅厅长。1953年9月，孙仲德调至上海第二医学院任党委书记兼院长。针对当时该院教师中分德日派、英美派的问题，他下了很大功夫，亲自深入下去摸清情况，做好教育和团结工作。一次，孙仲德同几位教授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回沪时买不到足够的软席车票，他把软席让给教授们坐，自己坐硬席。这使教授们非常感动，他们说：“孙院长还是老八路作风。”
孙仲德全家福
1958年，孙仲德调回安徽工作，任中共安徽省委常委、安徽省副省长。这年夏天，在外出检查工作返途中，由于长途颠簸，致使脑血管破裂，从此，孙仲德便一直卧床不起。
1961年11月4日，孙仲德因脑干动脉出血，医治无效，与世长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