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文渊的历史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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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人作为欧洲重要的组成部分，曾经在历史上创造过无数传说，尤其是关于他们名字的由来，有人说来自于古斯拉夫语，也有人说是出自别国记载，那这个词究竟源头是谁呢？
罗斯名称的起源是俄国历史上第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之一。
在俄罗斯历史上，罗斯是一个重要的民族和文化群体，而古罗斯国家也是俄罗斯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政治实体。
对于罗斯名称的起源，历史学界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和争议。
关于“罗斯”名称的争论主要源自《古罗斯编年史》这一历史文献。《古罗斯编年史》是一部关于东斯拉夫人历史的编年纪事作品，记载了斯拉夫人与瓦良格人之间的互动和罗斯国家的建立过程。
在该编年史中，瓦良格人被称为“罗斯人”，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根据最早的西方史料，《别尔京编年史》确实记载了罗斯人使节与法兰克皇帝觐见的历史事件。根据这份编年史的记载，这些罗斯人使节称他们的人民为罗斯人，他们的领导者称为可汗。
使节被派往拜占庭帝国觐见狄奥菲雷斯，旨在加强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
狄奥菲雷斯希望法兰克皇帝虔诚者路易会出于仁慈之心，帮助这些使节平安返回自己的国土。因为他们必须经过野蛮人的领地才能返回自己的目的地君士坦丁堡，所以他们不希望原路返回。
虔诚者路易仔细调查后了解到这些使节都是来自瑞典的罗斯人。在《别尔京编年史》中也提到过的“罗斯王公称为可汗”的记载确实引起了研究者的兴趣，因为这表明早期罗斯人可能形成了一个相对集中和有组织的政治实体。
根据《往年纪事》的记载，留里克在862年在诺夫哥罗德被选为罗斯国王。
但《别尔京编年史》中提到的罗斯使节觐见法兰克皇帝的事件发生于839年，这意味着早期罗斯人的政治活动和组织可能要比留里克时期早得多。
这一发现引发了学者们对罗斯人早期历史的进一步研究和探讨。他们努力揭示早期罗斯人在东欧地区的活动和政治格局，以及罗斯汗国的形成和发展过程。
学者们还关注早期罗斯人与周边民族的交流和影响，以及罗斯汗国的扩张和衰落原因。
古罗斯国家的初期几位大公的索贡和军事活动确实反映了罗斯人与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联系。根据历史记录，早期的罗斯人被认为起源于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可能是来自现代的瑞典地区。
他们在东欧地区建立起了罗斯国家，并在那里发展了自己的政治和文化体系。
早期罗斯人的统治者被称为大公，他们的索贡（税收和贡品）和军事活动确实表明了与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联系。罗斯人通过对东方财富的掠夺和贸易来积累财富，并通过此类活动与斯堪的纳维亚地区保持联系。
他们在东欧地区的扩张和军事活动也反映了斯堪的纳维亚海盗传统的影响。
关于“罗斯”名称起源的争议目前仍在进行中，目前依然还未达成一致的结论。但有一些学者认为，罗斯人可能有诺曼人的血统，并在东欧地区建立了自己的王朝。
这些王朝最终形成了东斯拉夫人的王族——“罗斯族”。虽然罗斯族成为了东斯拉夫人的统治民族，但最终还是被斯拉夫人所同化。
在这个过程中，“罗斯人”这一名称也逐渐消失了。近年来，俄罗斯史学界在罗斯人的起源和历史研究方面提出了新的观点和证据。
这些学者以福明为代表，认为罗斯人是波罗的海南岸的西斯拉夫人。他们通过考古学资料中的陶器类型研究发现，波罗的海南岸风格的陶器广泛分布于西北罗斯地区，认为这表明该地区就是编年史家所描述的瓦良格人居住的地区。
与此同时他们指出在基辅地区并未发现这类陶器，这进一步支持了编年史中瓦良格人和罗斯人是波罗的海南岸的西斯拉夫人的记载。
以陶器分布作为佐证来推断斯拉夫人从波罗的海地区迁徙到伊尔门湖地区的假说存在问题。
虽然西斯拉夫人与东斯拉夫人之间有联系的证据是众所周知的，早期沿海的斯拉夫人和罗斯西北地区的斯拉夫人在物质文化上有共同特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陶器分布就可以被用作推断迁徙的理据。
在苏联学者谢多夫的研究中，他指出诺夫哥罗德山岗墓葬文化中的部分陶制容器，与维斯瓦河和易北河之间河谷低地的斯拉夫文化，确实具有相似之处。
他认为这种相似，并不能作为斯拉夫人，从波罗的海地区迁徙至伊尔门湖地区的假设的证据。
在福明的研究里，他认为中世纪的诺夫哥罗德人颅骨，与维斯瓦河下游，和奥德河古墓遗址中的西斯拉夫人颅骨解剖类型最为接近，而与第聂伯河斯拉夫人的颅骨解剖类型相差甚远。
然而这一结论与近年来苏联及俄罗斯考古学界关于罗斯国家起源的研究成果相冲突。
近二三十年来，苏联及俄罗斯考古学界在罗斯国家起源的研究方面进行了大量的考古挖掘，如弗拉基米尔古墓地、斯摩棱斯克附近的格尼奥兹多沃古墓群、雅罗斯拉夫附近的米哈伊洛夫和捷灭列沃古墓地墓葬遗址等。
苏联时期的一些历史学家确实认可瓦良格人（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在古罗斯国家的起源中的作用，即“斯堪的纳维亚人在罗斯”的事实。他们同时主张古罗斯国家的建立主要是由于东斯拉夫人内部长期的社会经济发展，而任何外来干预并不会对这一进程产生重大影响。
这种观点强调东斯拉夫人在形成古罗斯国家过程中的自主性，他们认为东斯拉夫人在社会、政治和经济层面上的内部发展决定了古罗斯国家的形成。
他们认为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影响只是古罗斯国家发展的一个因素，而非主导因素。
这种观点的支持者，会参考东斯拉夫人与斯堪的纳维亚文化之间的交流和互动的证据，例如贸易、文化交流以及贵族间的外婚等。
他们认为这些互动只是在古罗斯国家形成过程中的一部分，并不会改变东斯拉夫人内部的社会经济发展趋势。近年来，随着更多的考古学和历史学研究的进展，斯堪的纳维亚人与东斯拉夫人之间的互动和影响的观点也逐渐得到广泛认可。
现代学者普遍认为，斯堪的纳维亚人在古罗斯国家的起源和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的文化、政治和经济传统对东斯拉夫人产生了深远影响。
通过对9-10世纪东欧地区古罗斯国家形成时期古物饰品的分析，已经可以清楚区分出不同地区的民族特征。
斯拉夫妇女服装的金属附件、兽型图案的装饰品、辟邪物等都具有明显的斯堪的纳维亚风格。
其中扣针是斯堪的纳维亚妇女一种服装的实用配件，虽然斯拉夫人的同类服装没有用它们的地方，但证明了斯堪的纳维亚妇女来到了罗斯地域。
此类饰品不可能作为进口物品，因为它可以证明此类饰品是直接在古罗斯地域生产制造出来的。辟邪物饰品的特别种类，因其与宗教观念相关，故不能作为买卖品而产生利润。最广泛流传的是铁质格里夫纳，一部分格里夫纳上带有各种坠饰，包括“雷神托尔的小锤”。
在东欧地区发现此种类型的铁质格里夫纳及其残片不少于100件，总数也不少于70件。
角质梳子的传播也与斯堪的纳维亚人有关，这些早期个人用品均在具有斯堪的纳维亚风格的墓葬中发现，证明北方的外来者曾在那里居住过很长一段时间。
在考古学研究中，曾经发现了一些反映斯堪的纳维亚文化特点的遗物，比如银质饰品和装饰品，这些都是斯堪的纳维亚文化对于罗斯国家的物质文化产生影响的证据之一。
同时在罗斯的商业活动中，也经常和涉及到与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商人进行贸易，这也为斯堪的纳维亚文化在罗斯国家中的传播提供了机会。
除了出土文物外，还有其他证据表明斯堪的纳维亚文化在罗斯地区的物质生活中留下了痕迹。
事实已经确定，基辅的城市生活起源于下游城市波多尔，而不是上游城市。波多尔的城市设计原则与中世纪瑞典城市如希格顿的分住结构相似。这表明斯堪的纳维亚文化对基辅的城市规划产生了影响。
在旧拉多加地区的住宅建筑中，也发现了斯堪的纳维亚影响的证据。在那里，发现了一幢包含双室的大房子，面积达60-80平方米，由一间可燃烧木材的主室和一间附属浴室组成。
这种双室布局与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居住习惯相似。
深入研究这些建筑，可以看到斯堪的纳维亚文化在罗斯地区的居住建筑中产生了影响。
古罗斯的城市文明在建立国家文明的过程中尚未达到较高的水平。
在古罗斯国家的形成中，东斯拉夫人作为被统治者在政治上表现为消极和被动的一方，而瓦良格王公及其亲兵队作为统治阶层在政治上则是积极和主动的一方。
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古罗斯国家的形成中，广大东斯拉夫人只是提供了一个舞台，而真正在舞台上活跃的是瓦良格精英。
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尽管东斯拉夫人承受了很多苦难，但他们通过古罗斯国家的形成迈上了国家文明的新台阶。
这个过程为东斯拉夫人提供了一个机会，使他们得以参与和塑造国家的政治、社会和文化事务。
虽然他们在政治上可能是被动的，但他们的存在和贡献对古罗斯国家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尽管东斯拉夫人在政治上可能不是主导力量，但他们通过古罗斯国家的形成进一步发展和提升了自己的国家文明水平。
这是一个较为复杂和多元化的历史过程，需要综合考虑不同的因素和角度来全面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