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孟庆尧
清曹寅 有诗：“前时旧宾客，恒叹食无鱼。”说的是齐人冯谖投奔孟尝君最初不受待见，弹长铗叹“归来乎”、大发牢骚的事。曹诗旧时读过后渐淡忘，2016年冬，我随淄博市作家采风团到临淄，于新建齐文化博物馆览大齐泱泱雄风，在感佩太公、桓公等雄主之千秋伟业之余，想到了齐国似冯谖这样，依附于公侯巨室，于庙堂之上、樽俎之间，纵横捭阖、运筹帷幄，各为其主排解纷难，甚至犯锋镝、冲战阵以效忠诚的另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士。
新建齐文化博物馆位于淄水之阳，投资之巨、体量之大，可谓罕见。馆藏国宝重器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接。窥一斑而见全豹，由此博物馆，观铺陈在眼前的这座楼宇林立的临淄城，于古为泱泱大国，于今也堪称一方雄邑。思索着古之发达与今昌盛之间的内在关联，走出博物馆，行走在2016年高耸如山丘的古冢与霓虹斑斓的现代市井之间，耳之所闻，似仍有车彀击、人肩摩，吹竽鼓瑟、击筑弹琴的余音；目之所见，似还闪烁着斗鸡走犬、六博蹋鞠，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如雨的旧影；脑子里萦绕的，还是管仲、晏婴以及稷下学宫里诸子百家观点交锋迸发出的思想的光电。
遥想西周以前，东夷人居住的这片远离中州的荒原，地多盐碱五谷不足而人口稀少，且莱、纪诸国环伺，外来的齐国政权数次迁徙后何以能够于此立足、且人民多归，进而九合诸侯、一匡天下，雄霸诸侯之首？太公、桓公的雄才大略自不待言，贤能之士的辅佐也不可或缺。《管子》上说：“夫霸王之始也，以人为本；夫争天下，必先争人。”姜太公举贤尚功，四方贤士鱼贯而归；齐桓公礼贤下士，管鲍等辈争相效力；齐景公言听计从，晏子挽姜齐之即倒；齐威王广开言路，稷下学宫人文蔚起；孟尝君三千门客，帮助其纵横诸侯、振达穷困、存亡继绝，留千古美名。
何为士？古人认为：“士者，事也。数始於一 ，终於十 。从一从十。推十合一为士。任事之称也。引伸之，凡能事其事者称士。”在传统社会里，作为底层贵族、具有一定智识的“士”，与作为庶人的“农工商”不同。他们是君主意图的执行者，亦为君主提供谋略、为公众提供思想、为社会提供道德典范。
姜尚在磻溪垂钓，而为周文王之士，后得周天子列土封疆；陈公子完至齐，而为齐桓公之士，其后代由士而为君。士之高层，左右国政，管仲、晏婴是也；士之低层，鸡鸣狗盗，也各有技能报效其主、在关键时刻发挥关键作用。纵观齐国之士，达者为士大夫，文者有策士、学士，武者有勇士、侠士，奔忙于人神之间的有方士，洁身自好或怀才不遇者有隐士。想三千年前，这临淄城内，于王公侯爵的高轩驷马，与贩夫走卒的褐衣短裳之间，峨冠博带，佩玉璜、跨短剑，志高气扬的士子，那是怎样一道迷人的风景？
翻看齐国的历史，明君贤士珠联璧合的佳话自不缺乏，但多数士人也明显不是君主的磕头虫、应声虫、跟屁虫。小臣稷有贤名，齐桓公三次到访，这个轻如蝼蚁的小吏愣是拒绝接见。颜斶见齐宣王，宣王说，颜斶啊，你过来。你猜颜斶怎么说？他说王啊，你过来。宣王说，我为君你为臣，哪有我到你那边的道理？颜斶说，我到你那边去是趋炎附势，你过来是礼贤下士。宣王不高兴了，问：“君贵，还是士贵？”颜斶一点也不给面子：“士贵，王者不贵。”够牛吧？就是这么个人，齐宣王并没有杀他，反而对他委以重任。这也足见齐文化包容的一面。
重名节而轻生死，是齐士的显明特质。这一点可以拿鲁士做比较。孔子主张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道不行，乘桴浮于海。道不同，不相为谋。孟子也主张君子不立危墙之下。相比之下，齐士要执拗的多、更愿意与现实硬碰硬。晏婴被齐景公错怪，曾受晏婴小恩惠的北郭骚割下自己的头颅为晏婴辩白。陈仲子避兄离母，坚辞不受大夫、国相之职，宁肯饿死也不入污君之朝、不食乱世之食。稷下名士鲁仲连扬言，若天下人奉秦为帝，他会蹈东海而死。田横五百士宁肯自刎于海岛，也不屈节向刘邦政权投降换取荣华富贵。稷下名士荀子提出：“将死鼓、御死辔、百吏死职、士大夫死行列。”齐士不乏这样的实践者。
看《晏子春秋》，所载“二桃杀三士”的故事时常让我困惑。故事讲的是：齐景公有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三个勇士，分别因搏虎、杀鼋救齐景公和战阵冲杀立下大功。三勇士对国相晏婴不敬，晏婴心动杀念，去动员齐景公。三士膂力过人，齐景公担心“搏之恐不得，刺之恐不中”，晏婴使出巧计，于酒席宴前捧出两个桃子，说要论功行赏，引导三勇士争功。三人互不服气、又以相争为耻，先后举剑自杀。
因争个桃子而付出生命的代价，三士是否过于愚蠢了？诸葛亮躬耕南阳所吟《梁甫吟》，揭示了部分答案：
步出齐东门，遥望荡阴里。里中有三坟，累累正相似。
问是谁家冢，田疆古冶子。力能排南山，文能绝地纪。
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谁能为此谋，相国齐晏子 。
诗中明言巧计出自晏子，对三士被谗言所害多有不平之鸣。三士力“能排南山”，文“能绝地纪”，绝非没有脑子的莽夫。其实《晏子春秋》在讲述这一段的时候已经说的明白：公孙接面对桃子时仰天而叹：“晏子，智人也！夫使公之计吾功者，不受桃，是无勇也！”明明知道你有阴谋诡计，如果不去接受，就会被天下人视为“无勇”的。再往深处想，三士如果仅仅为了勇士的荣耀而甘愿付出生命，也有些小瞧他们了。摆在三士眼前的两个桃子，明明寄托着屡被他们拯救的齐景公，以及有贤相之名的晏婴对他们的恩断义绝。此时此刻，他们能做的是什么？退缩非勇士所为，挺身而斗？或许能杀出一条血的生路，但祸乱之名又与他们作为士的信条相悖。同时，身荷大功的他们，从这场阴谋诡计中，也不难看到人性的龌龊。他们最终的选择，就是配合着这场游戏，与这个世界决绝。
“二桃杀三士”的故事，道出了士这一阶层在齐国尴尬的状态：从太公“举贤尚功”开始，那些有能力、有本事的士子，争相为国家效力、进而从君主那里分得权力。不断分权的结果，必然是公室衰微、私门膨胀。“二桃杀三士”之前，是崔杼、庆封之乱，国政出于田氏、鲍氏、栾氏、高氏；之后，田氏以恩惠赢得人心，民归之如流水，最后的结果是田氏代齐。从这个角度看，齐景公和晏婴计杀三士，亦有其无奈：齐景公好饮酒、好田猎、好奇装异服，且滥施刑罚早已为国人所深恶痛绝；桀骜不驯的三士，保持着独立的人格，不会趋炎附势溜须拍马，亦不能与齐景公的恶政同流合污，若崛起为政治势力、或为其他私门巨室所用，对王朝的威胁是显而易见的。
杀士，在齐国是有悠久传统的。太公初到齐国，名士狂矞和华士非暴力不合作，太公屡请不至，最后，不顾周公阻拦，硬将二人斩杀。对于上文提到的陈仲子，娘家在齐王庭的赵太后对前来问候的齐使说：“於陵子仲（即陈仲子）尚存乎？是其为人也，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诸侯。此率民而出于无用者，何为至今不杀乎？”在王室看来，士子应该为国家效力，否则没有生存的必要。比起三士，这三位无政府主义者死的更为不值。
君主需要士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甚至生命的付出，他们给士提供了施展的平台。而士，是需要“养”的。欲取姜齐而代的田常，每杀一牛，仅取肉一豆，其余用来供养士；家里一年纺织的布帛，仅取两匹，其余分给士做衣服。孟尝君的君子店，没有巨大的物质投入也是开不下去的。君主与士子必然存在人身依附关系，这也就难怪冯谖弹长铗而要待遇。但士毕竟不同于太监和奴才。他们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甚至愿为知己者死；同时也会独立思考，有自由意志，保持着高尚的情操。所以君主驾驭他们，往往有些吃力。他们珍视体面、尊严和荣誉，苟利社稷和生民，他们便与君主相向而行；若君主沦为独夫残贼，他们宁肯交出头颅，也不苟且。从这个意义上看，他们是那个时代思想文化的主要制造者，亦为当时的社会供给以良心。
大齐时代灿如星河的贤士们早已陨落，但士之精神不灭，融入了我们这个民族的骨髓。前年秋末，我曾专程到临淄故城外的三士冢凭吊。时过数千年，古冢依然巍峨如山，劲风吹拂，草木哀鸣，似还在吟唱着齐士的挽歌。
孟庆尧，男，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淄博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淄博黄河文化研究》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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