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锡纯（1860-1933），河北盐山人，是清末民初时期“中西汇通”派医家的代表人物，是20世纪初享誉全国的“名医四大家”之一，也是其中唯一的北方籍医家。
张锡纯生于晚清华北小康之家，少时读书原以举业为务，也受其父的医学兴趣影响，于医籍医事多有涉猎。自弱冠至而立之年，张锡纯两次参加乡试不第，科场不顺，遂以儒生之身，转以医学为业。自宋代起，科举竞争日趋激烈，举业不利的士人出于生计等现实考虑，转而弃文从医，已成为一种流行的社会文化现象。此类医者由于具有较好的知识水平和文化素养，每以“儒医”自称，以区别于那些持家传秘要一技之长、以医技谋生、文化水平普遍偏低的民间草医和游医。从历史角度，张锡纯的个人选择是早期现代以降长久的儒医传统在晚清帝国余辉中的延续。然而，张锡纯的殊异之处在于，他不以儒医身份自恃，也不把医生一途仅仅当作谋生津梁，而是以极大的热忱和心力投入医学知识的研习和医疗实践的精进，视之为终身志业。
张锡纯的习医之路以自学为主。他对医学的涉猎虽始于家学，但得力有限，文献中也未见有其投至医学名宿门下拜师服膺门庭的记录。就这一点而言，他的医学职业生涯可以说并未遵循中国传统医学的师徒传承模式，而更多地是以一己之力，凭借个体努力，充分利用时代条件，走出一条独特的名家之路。与同时代的医家相比，张锡纯成名甚晚，其习医之路的独立求索、苦心造诣，厚积薄发，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他的医名为国人所知，大致是在他五十岁以后。尤其是1918年起，他积数十年医理研习和临床经验所著《医学衷中参西录》各期次第出版后，立时热销，迅速为他在中国医学界树立起广泛声誉，可谓横空出世，大器晚成。
张锡纯生逢19世纪中期起的第二次“西学东渐”，他对医学知识的研习不仅限于中国医学典籍，也包括这一时期译介的近现代医学知识。来自中西两个医学传统的资源共同构成了他的医学思想的知识基础，使其医学理念呈现出鲜明的开放气质和别具一格的中西杂糅特征。
与16-17世纪欧洲传教士主导的第一次“西学东渐”相比，自19世纪中期起传入中国的西方知识思想在规模和水平上都开始对中国思想传统构成强烈的冲击。以医学为例，这一时期的近代欧洲医学乘文艺复兴运动的锋锐，已经与思辨重于实证的中世纪欧洲医学拉开距离，特别是在解剖学方面取得了系统性进步，在药学方面也在由天然药物向化学制剂过度。
在医学理论和临床实践层面，张锡纯都积极探索中西医学的互相阐发，堪称中国近代医学史上中西医结合的先驱。他对这些来自域外的医学知识极为注意，其阐发则仍以中国传统医学为基础，认为“西医新异之理原多在中医包括之中”。他一方面公开赞许西医解剖学精细入微，确凿可信，为中国医学传统所不及，另一方面主张积极汲取，为我所用，“采西人之所长以补吾人之所短”。
从医学史角度，张锡纯的主张所反映出的既自信又开放的气度，实为在中国医学界内部某些将中医与西医对立，认为二者不能兼美，必要一分高下的论调所不及。
在医理方面，他将中医自《黄帝内经》以来赋予心的关键地位与这一时期西医对神经系统的认识相结合，提出其代表性中西汇通观点“心脑共主神明”之说。在临床中，他在辨证处方时常以中西药物并施，其中比较著名的是以中药生石膏和西药阿司匹林合用治疗温病，并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
张锡纯的医学思想得自长期临床实践，为学崇尚亲知亲为，务求言有实据，不尚空谈。这表现为几个方面。
第一，重视中医经典而不迷信。张锡纯服膺《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认为是中国传统医学的渊源，但同时也指出其书其文由于传世久远，间有伪托讹误不可信之处。一方面能立足传统，充分运用中国传统医学典籍中积累的概念资源和长期经验，另一方面又能超脱门户之见和意气之争，为对传统的新诠释和与时俱进提供了充足的空间。例如他的“大气下陷”理论，即是基于《内经》关于“大厥”的记载和西医关于“脑贫血”的病理解释融合而成的新理论。
第二，以亲尝亲试为主要方法的药物学研究，有中医“实验派”的美名。以服用后的感受推断药性，是中国本草学的一个传统做法。这一做法在张锡纯的用药经验中占有基础性地位。《医学衷中参西录》包括大量他亲自口服药物以了解药性的记录，其中不乏传统上认为药性峻烈，甚至有毒的药物。据张锡纯自陈，这种经验使他在临床用药中得以精确把握药物之“性情能力”，取得良好的治疗效果。不仅如此，这种经验也使其敢于不拘泥传统，发明大量新制方剂，或以经典所不载的超常规方式用药，例如善用山药治内科诸虚，重用山茱萸救脱等等。
第三，重视医案和医学教育。张锡纯重视临床经验的总结。他的代表作《医学衷中参西录》约一半篇幅是按病症类型分门别类的各类医案。他的医案事、理兼具，不仅记载翔实完备，而且常有关于辨证用药的医理药理分析，为后来者学习中医临症提供明晰的参考，也是研究近代中医史的宝贵文献。（潘大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