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老人帮忙、两辈人教育思维有异、不放心交给保姆……产假结束后，未到入园前，这段日子娃由谁来管？是摆在不少双职工家庭面前的难题。
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贺丹接受采访时称，应重视企事业单位和各类组织机构的社会责任，推动“家庭友好机构”建设，鼓励有条件的企事业单位开办幼儿园和托儿所。全国政协委员谢文敏也表示，建议鼓励用人单位为职工提供托幼服务。“每句话都说在我们心坎里”“女代表最懂职场妈妈”……对于相关提议，不少网友纷纷点赞。而在专家看来，完全由企业承担职责过重，不妨建立以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普惠为主导的资源供给体系。
企业托儿所曾是常态
“弄一间屋子，招两位阿姨看着，从我们工资里扣点儿给阿姨开工资都行啊！”对于由用人单位开办托育机构，晓燕语气里充满向往。
婆婆身体不好，老公长期在外地工作，每月只能回京两三次。母亲帮着把孩子带到快2岁时，晓燕的哥嫂也生了孩子，需要老人经常过去帮忙。于是入园前这段时间，若没有老人搭把手，晓燕只能把孩子带到办公室。
幸而同事比较体谅，晓燕尚可勉力维持。但借助动画片吸引孩子注意是少不了的，午睡也只能安置在办公室角落小沙发上。她时常心生愧疚，偶尔还要面对孩子吵闹的尴尬。
和晓燕相比，有婆婆帮忙的小陈至少不用担心孩子吃睡问题。但她偷偷“吐槽”称，孩子奶奶不爱出门，就喜欢在家看电视，做饭时肯定也是靠电视来“拴着”孩子。老人帮忙照顾孩子本就不易，也不好说得太多。
“要是公司能托管孩子就太好了，起码不至于看太多电视。午休还能见一次，不像现在加班回去晚了，可能一天都看不到。”小陈坦言，自己知道有上门日托，保育老师可以到家提供服务，但价格实在昂贵。也考察过几家面向1岁至3岁幼儿的商业托育机构，“稍微看得上眼的，每月费用都奔着一万元去了。”
叹气之余，小陈不禁回想起自己从6个月到5岁多，都是在妈妈国企工厂开办的托儿所、幼儿园中度过的。相关新闻评论中，也不乏各地网友对往昔时光的追忆：“各个企业，甚至是我父母上班的那种小厂，都是有免费托儿所的。如果不是这个提案，我甚至都快忘了以前这是常态”“小时候厂办的托儿所，1岁多孩子就能去，父母上班顺手就把孩子放托儿所，现在倒要重新呼吁了，唏嘘”……
新尝试或踩雷或供不应求
事实上，近年来不乏“由用人单位开办托育机构”的各类提议。作为知名人口学者，携程创始人梁建章曾发表《中国为什么缺少托儿所》，称生育政策的改变，加上社会状态的改变，令没有托儿所的弊病又逐渐显现出来。
2016年2月，携程在其上海总部开办亲子园，可接收企业职工的1.5岁至3岁幼儿。据当时媒体报道，很快有120多人选择了亲子园，并陆续有新进员工排队申请。
然而好景不长，2017年11月，携程亲子园曝出虐童事件。教职员工给幼儿喂食芥末、殴打推搡幼儿，引发舆论沸腾。“若托儿所停办，携程是受害者，倒霉的是员工”，彼时携程公关总监宋燕发表的这番感慨，被不少人视作公司方面在推卸责任，但也无法否认，她直白地说出了幼儿父母面临的无奈现实。
曾考虑为员工解决后顾之忧的不止携程，2017年春季，京东也宣布开办“初然之爱托幼中心”，免费接收4至24个月的婴幼儿，总计能够接收约20名宝宝。
出于各种考虑，京东方面未对本报记者希望探访该托幼中心的请求作出回复。但据此前媒体报道，托幼中心自运营来预约火爆，需根据员工在职年限排队，名额供不应求。且其功能主要定位为“为宝宝提供早教体验和父母临时托付”，每次入园为期一周。相关负责人曾表示，此举是为了让服务的覆盖范围大一些。虽与公众惯常理解的托育机构运行有异，更接近临时求助的“应急措施”，仍引得不少双职工家庭艳羡不已。
小规模托育机构难抵风险
由企业开办托育机构，不以营利为目的，意味着必须投入大量资源。更不用说万一出事，企业形象面临的巨大风险。无论从实力和意愿出发，鲜有企业能够承担。而除了商业高价托育机构，相对亲民的小机构，则难以抵挡经济环境的“风吹草动”。
“托儿所？已经转出去一年多了！”提起自己曾开在楼下的托儿所，小贾五味杂陈。2017年6月，她从小区里租来一套120多平的三居室，办起了家庭式托儿所。因为知道几乎不可能办下来正规手续，她一直低调行事，连招牌都没敢挂。即便如此，接二连三的上门检查还是让她提心吊胆。
“规模最大的一次是转手前半年，来自卫生、消防、社区的十多名工作人员联合行动，认为民房办托儿所存在不少隐患。”小贾意识到，这样下去终究不是长久之计。正好附近新开的一家做专注力训练的机构有意向，于是连人员带设备一并转过去了。仅仅一个月后，疫情突然来袭。“幸好已经转手了，否则肯定损失惨重！”
北五环外，叶梅开在小区里的托儿所规模也在不断缩减。2019年3月，精心打造的第一家托儿所正式开业时，她满心期待。“那段时间一直在稳步发展，后来又开了第二家，当年冬天已经基本可以实现单月收支平衡。”然而，疫情让一切戛然而止。“一停就是七八个月，房租压力太大，只好缩成一个店。”
经过努力，叶梅终于在去年底再次实现收支平衡，结果又遭遇了今年元旦前后的新一轮疫情。没办法，她只能把原来家里的东西搬过来，办起了真正意义上的家庭式托管。“目前这套房是两居室，我们一家人住主卧，留下客厅作为孩子们的活动区，次卧作为就餐、手工、绘画的区域，托管的孩子也就两三个，勉强维持运营。”
至于是否还能迎来转机，叶梅心里没底。“单纯做托育本身就很困难，基本需要半年一招生，上半年相对好一些，但下半年有的孩子要上幼儿园，就又流失一批。”
由幼儿园开托班质量更有保证
“鼓励用人单位建立托育机构固然是一种解决路径，但存在很多现实困难。”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研究员蒋永萍谈到，80年代以前，我们国家的托育服务的确主要由用人单位提供，那个时期女职工产假较短，哺乳需要无法得到满足。而现在产假相对延长，再加上技术进步，有了一定的母乳储存条件，让女职工可以不再依赖单位提供托育服务。
此外，蒋永萍认为，全社会在0到3岁婴幼儿的养育观念上也发生很大变化。以往托育服务仅限于最基本的照护，现在则更重视育儿质量，对从业人员要求更高。用人单位很难直接提供服务，需要委托其他专业机构来完成，运营风险较大。即便真的建立，究竟有多少职工会把孩子带过来也是个问题。北京等大城市通勤时间较长，特别是对于坐公交或地铁上班的职工来说，带3岁以下婴幼儿挤早高峰不但辛苦，而且不安全。
“相比之下，在社区建立托育机构或许更现实，而幼儿园开设托班会比家庭式托儿所更可行。”在蒋永萍看来，《上海市托育服务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年）》值得借鉴。“其中，提到要扩大托幼一体规模，建立以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普惠为主导的资源供给体系。并明确要求在有条件的公办幼儿园开设托班，鼓励民办幼儿园开设普惠性托班，托幼一体园所在公民办幼儿园总量中占比不低于50%。”
蒋永萍坦言，按国家卫健委印发的《托育机构设置标准（试行）》和《托育机构管理规范（试行）》，家庭式托儿所很难完全达标，也不太容易取得家长的信任。“更何况，孩子3岁以后又会去幼儿园，如果单纯提供托育服务，运营压力会很大，人员招聘也是难题。”她提出，由幼儿园来开设托班基础会好很多，质量也更有保证。“托幼一体化还需要在管理体制上跟进调整，托育服务涉及多个部门，如果能够由教育部门来牵头，将会更有助于托幼一体化的推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