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嘉丧乱，晋室东渡，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大批民众为了避祸迁徙南方，随着劳动力的增加，南方迎来了生产发展的高峰期。反观北方，由于战乱侵袭和人口流失严重，社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一些少数民族政权为了增加劳动力，开始利用地利之便从东晋掠夺人口。同时，随着东晋统治集团内部斗争不断，一些在政治斗争中失败的宗室大族为了避祸也陆续北上。这样，在南北军事冲突与东晋内部政治冲突的双重推动下，东晋十六国对峙时期也有一部分南人或是出于被迫或是出于自愿，徙至北方。
经过汉末到三国的动乱，又经历了西晋“八王之乱”、少数民族政权灭西晋的战争以及大批北方士族追随晋室南下，北方尤其是中原地区出现了土地荒芜，人口骤减，社会经济急骤下降的衰败景象。东晋十六国时期，南北政权对立，南人对于破坏自己家园的少数民族政权非常仇视，若非迫不得已，几乎没有南人愿意主动舍弃“正统”的东晋和相对富庶、稳定的南方而投奔北方。而对于北方各少数民族政权而言，土地有余而劳动力不足的社会矛盾非常突出。为了解决这一困境，一些与东晋毗邻的少数民族政权开始通过战争的手段俘掠晋人迁至本国的中心区域。
大兴二年（319 年）石勒建立后赵，都襄国（今河北邢台），并于咸和四年（329 年）吞并了前赵，这样后赵领土的南端就以秦岭、淮水为界与东晋相接。为了扩充实力，后赵经常掠夺晋境人口，咸和五年（330 年），石勒遣将“（郭）敬毁襄阳，迁其百姓于沔北，城樊城以戍之”；“石聪与堪济淮，陷寿春，祖约奔历阳，寿春百姓陷于聪者二万余户”；后赵将军韩雍“寇南沙、海虞，俘获五千余人。又咸康五年（339 年），后赵军攻晋荆、扬北部，东晋虽然遣将击退了后赵的进攻，但后赵军却在撤退时掠走了大量人口，迁至幽、冀二州，但具体数字记载有所不同，《晋书·成帝纪》载“拥七千余家迁于幽冀”，同书《石季龙载记》却记“掠七万户而还”，笔者以为前者稍近事实，若以每户 5 口计算，北徙人口约在 35000 人左右。
实际上，按“千户”、“万户”这样的迁徙在当时是非常大的迁徙了。我们可以西晋太康初年统一全国时期的中原人口作对比。西晋统治的核心地区司州“统郡一十二，县一百，户四十七万五千七百”，平均每郡 39642 户、每县 4757 户；兖州“统郡国八，县五十六，户八万三千三百”，平均每郡万余户、每县 1488户；豫州“统郡国十，县八十五，户十一万六千七百九十六”，平均每郡 11680户、每县 1374 户；冀州“统郡国十三，县八十三，户三十二万六千”，平均每郡 27167 户、每县 3928 户；幽州“统郡国七，县三十四，户五万九千二十”，平均每郡 8431 户、每县 1736 户。显然，除了司州、冀州外，其余诸州郡国只有万余户，司州属县近 5 万户，其余诸州的属县均不足 2000 户，可见，以“千户”、“万户”规模进行强制迁徙，不能不说是当时规模“巨大”的人口流动了。
除后赵的主动掠夺外，还有一些南人是随将投降而入北的，如“石堪攻晋豫州刺史祖约于寿春，屯师淮上。晋龙骧将军王国以南郡叛降于堪。南阳都尉董幼叛，率襄阳之众又降于堪”。另外石勒还曾多次攻打东晋的南沙（今江苏常熟市西北）、海虞（今常熟市）、娄县（今太仓市）、武进（今常州市）等东南沿海地区，虽无明确史料指出石勒曾掠民而归，但在古代战争中城陷失民却是必然的事实。
前秦是十六国中实力最为强大的国家，曾一度统一北方，见诸史册的徙民次数和规模都相当可观，然关于迁徙南人入北的记载却相当少，仅有以下一起徙南民入北事件：太和元年（366 年），苻坚“使王猛、杨安等率众二万寇荆州北鄙诸郡，掠汉阳万余户而还”。据《晋书·梁武昭王李玄盛传》，苻坚曾在建元（365－385 年）末徙“江汉之人万余户”于敦煌，据同书卷一一三《苻坚载记》可知前秦曾于太元四年（379 年）攻陷襄阳，所以这“江汉之人万余户”当即此次所俘获。这批人属惩罚性移民，迁至敦煌后必定受到强制措施的控制，所以到西凉李玄盛建初元年（405 年）时还都留居于敦煌。李玄盛由敦煌东迁酒泉，将这 5000 户南方（江汉）人重新安置，为其置会稽郡（今甘肃安西县一带）；北凉时还置有会稽县，阚骃之父阚玟曾任会稽令。又据《隋书·地理志》，这个会稽郡到北魏时还存在，至少辖有会稽、新乡、延兴三县；至北周时郡废，三县并为会稽县；隋开皇年间改为玉门县。会稽郡、县的名称延续了近 200 年，似乎证明了这批南方移民后裔的长期存在。
后秦主姚苌于太元十一年（386 年）定都长安，当时西燕主慕容冲率众东下，长安空虚，留下的人口很少，所以姚苌定都之后立马着手徙民实京。隆安元年（397年），姚兴率众东下，攻晋洛阳一带，“徙流人西河严彦、河东裴岐、韩袭等二万余户而还”；义熙元年（405 年），“徙汉中流人郭陶等三千余家于关中”。据《宋书·王镇恶传》，义熙十三年（417 年），后秦为刘裕所灭时，长安城内有夷、晋 6 万余户。按一户有 4 至 5 口计算，当时长安城内北徙南人及江淮一带夷人24 至 30 万，这已经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了。后秦也将一些南人迁至长安以外的地区，如来自晋境的流人曹会、牛寿万余户被安置于汉中。
刘裕灭后秦后，以其子刘义真留守关中，义熙十四年（418 年），夏主赫连勃勃大败刘义真军，占据长安，趁机俘获了大量晋人（既包括长安城中的晋人，也包括刘义真的兵、将。）。这些晋人大多被迁至夏都统万城（今陕西靖边县北白城子），其中包括晋将毛修之、吴郡人陆载及其家属等。 。但是，始光四年（427年）五月，北魏太武帝西讨赫连昌，六月破统万城，俘虏夏主赫连之群弟及其诸母、姊妹、妻妾、宫人万数，尚书王买、薛超等大臣，以及原来在夏的“司马德宗将毛修之、秦雍人士数千人，获马三十余万匹，牛羊数千万。以昌宫人及生口、金银、珍玩、布帛班赉将士各有差。毛修之等晋人又都被迁到了北魏平城一带，所以统万城在他们迁移北方的过程中只起了暂时居留地的作用。
南燕也从东晋掠夺过人口。据《晋书·慕容超载记》，姚兴曾以慕容超母妻为质，要求慕容超送太乐诸伎至后秦，超被迫应允。但送去之后“超正旦朝群臣于东阳殿，闻乐作，叹音佾不备，悔送伎于姚兴，遂议入寇。”义熙三年（407年），南燕从宿豫（今江苏宿迁市东北）大掠而去，并从所俘人口中选出男女2500 人，付太乐训练为乐工。
除上述各少数民族政权利用地利之便从东晋掠夺过人口外，还有一些民众是在南方政局不稳定时，为避难北徙，如元兴三年（404 年），刘裕等讨伐桓玄，双方在长江沿线交战，“晋民避乱，襁负之淮北者道路相属”，这些人后来都被北魏收容。
另据《晋书·慕容皝载记》载，永和三年（347 年）慕容皝“罢成周、冀阳、营丘等郡。以渤海人为兴集县，河间人为宁集县，广平、魏郡人为兴平县，东莱、北海人为育黎县，吴人为吴县，悉隶燕国”。但据史可知，前燕自慕容廆以来就承认是东晋的属国，所以一不可能与东晋交战有大量战俘所获，二不可能从南方虏掠人口而强迫北徙。那么“吴人”从何而来呢？笔者查阅史籍作出如下推测：一、如上文所述，后赵曾从南方掠夺了大量人口，而且后赵善于造船、疆域临海，所以石勒还曾多次航海攻掠东晋的南沙、娄县、武进、海虞等东南沿海城市，所谓“吴人”很可能是这段时间被虏掠至北方的。据史记载，咸和五年（330 年），“石勒将刘徵寇南沙，（晋）都尉许儒遇害，进入海虞”；咸和六年（331 年），“刘徵复寇娄县，遂掠武进”；咸和七年（332 年）“（三月）勒将韩雍寇南沙及海虞。夏四月，勒将郭敬陷襄阳”，显然，这都是吴人可能被虏掠的史料记载。应该说，后赵境内不仅可能有广义的吴人，也应该有真正的吴郡人。二、后赵曾在与前燕的多次交战中失败，如咸康四年（338 年）“石季龙为慕容皝所败”；咸康六年（340 年）“慕容皝及石季龙将石成战于辽西，败之”。所以前燕境内的这些“吴人”便很有可能是从后赵掠来的。永和八年（352 年），慕容䴥抛弃东晋旗号，正式自立，兴宁二年（364 年），前燕军攻占许昌、悬瓠、陈城，从汝南等郡迁万余户于幽、冀二州。
总的来说，东晋十六国时期迁徙至北方的下层民众大多是出于强制或被迫，而且由于当时政权林立、社会动荡，迁移常常反复进行，南民在迁入地还没住上几年，就又被迁往其他地区，这对被迁徙者来说无疑是一场浩劫，但作为民族融合、文化的交融的实践者，随着他们的迁徙，汉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也必然会被传播到当地，对当地居民的生活、生产、风俗习惯产生一定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