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问我，最初是怎样对中文和中国近代史感兴趣的，在去中国之前我对中国有多少了解，是通过什么途径获得的。其实，这些问题是很难回答的，许多事情都不一定有明确的答案。”
时至今日，法兰西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国际校友巴斯蒂（Marianne Bastid-burguiere）教授仍旧感慨着自己与中国的奇妙缘分。
巴斯蒂与中国的相识源于1951年。
在那一年，她的母亲指导了一位来自中国的留学生胡洪烈，也正是这位学生，成为她了解中国的第一个窗口。
除了学习上的交流外，胡洪烈与巴斯蒂家在生活上也相处得颇为愉快。每逢春节，他便邀请他们到自家小聚。在聚会上，他有时会向他们展示中国书法，讲解汉语的基础知识，介绍中国的情况。
巴斯蒂从他那里学习了一些简单的汉字，了解了中国各地的风土人情，由此对这个东方国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自此以后，她充分利用各种时间学习中文，并一直寻找前往中国的契机。
1964年1月中法建交后，中国驻法大使馆招募了一批法国公民前往中国教授法语，巴斯蒂正在其中。
同年8月，她乘坐由法国经柬埔寨前往中国的飞机抵达广州，然后辗转来到北京。在北京，她被中国教育部安排到北京大学工作，从此与北大结下了不解之缘。
图1 1964年的天安门广场
起初，巴斯蒂在北大并不是负责法语系学生的教学工作。她所教授的学生，乃是来自中国各个大学理科专业的毕业生。这些学生由教育部按国家计划帮助培养，学习法语的主要目的是去援助非洲。
学生们的年纪差不多都比她大，此前几乎没有学过外语，基础比较薄弱。当时的教材编写水平也不高，课本里充斥着过时的、错误的表述，内容的政治色彩浓厚，这些都大大增加了教学难度。
为了培养学生们的兴趣，巴斯蒂开始自己编写教材，课堂讲授以故事的方式进行。
她尤其记得一则故事，这个故事源于伏尔泰写于1947年的小说《札第格》，讲述了锡兰岛上的一个国王如何通过面试来寻找老实而不腐败的财政大臣。参加面试的候选人须要经过一个阴暗无人、充满金银财宝的地方才能见到国王。他们走出来，国王会让他们跳舞。绝大多数人都因拿了太多宝物而失败，唯有一个人轻松地过关，这个大臣也就成了后来的财政大臣。
学生们都很喜欢这个故事，通过它了解了腐败官僚的面貌，有些人还表达了很多有意思的观点。譬如，有一个学生就认为国王选的大臣不一定是不腐败的人，但肯定是最聪明的人，因为他对政治制度和过往的计谋非常了解。
后来，巴斯蒂也开始给法语系四年级的同学上课，同时负责两个班级的文学课和同一年级学生进行口语交流。通过与学生们的交流，她发现中国人是非常聪明且勤奋的。
图2 1964年巴斯蒂在北京旅游
上世纪60年代的北大，外籍教师的待遇是很好的。
据巴斯蒂回忆，她每月的工资是600元人民币（那时候工资最高的中国老教授每月也只有400元，讲师30元，助教20元，学生们的奖学金是12元），住所在友谊宾馆，往返北大有专车接送。
她仍记得，那时候北京大街上的汽车很少，多数也不是中国生产。她和其他外教乘坐的那辆是捷克斯洛伐克产的“斯科达”牌小轿车。
作为交通工具的汽车虽然方便却不自由，所以，巴斯蒂自己买了一辆凤凰牌自行车。她每天骑车穿梭于校园与宾馆，有时经过海淀镇，还可以买一些日常用品。
“海淀差不多还是一个农村，看到的也几乎都是农民。我们法国人常常去海淀小餐馆吃饭，吃饭的时候，当地人常常会问我们是什么地方来的，这样我们就有了交谈的机会，我非常喜欢与普通的中国人交谈。”她这样回忆道。
图31965年巴斯蒂与学生合影
在长达一年半的教学生涯中，有一个学生令她记忆深刻。这位学生来自辽宁，在外语学习上似乎没有天分，因此成绩总是不太理想。但他在体育方面的能力堪称优异，尤其擅长跑步，曾经取得过1965年校运会的第一名。
对这个学生，巴斯蒂时常进行鼓励，相信他只要努力，仍旧可以进步。最终，那名学生的期末考成绩大大超出了他的平时水平。
在西语系同事中，和她接触比较多的是齐香老师和她的丈夫罗大冈先生。
齐香老师与巴斯蒂家在法国时便有交情。前者第一次去法国，便在巴斯蒂亲戚任教职的中学读书，后来到里昂求学、生活，也得到了巴斯蒂家的极大帮助。
因此，巴斯蒂来北大任教和学习期间，经常登门拜访罗大冈夫妇。罗大冈那时在翻译罗曼·罗兰的小说，需要法文资料，巴斯蒂便让家人从巴黎购买，然后经她之手转交。
罗大冈家里的氛围比较宽松，他们经常就政治以及学术问题进行交流。后来，随着政治环境日益紧张，巴斯蒂与他们的交往就逐渐减少，这种情况在她成为历史系留学生之后有所好转。
1965年5月，中法之间出台新的文化协定，根据这个协定，巴斯蒂获得了在中国当留学生的资格，并于1965年9月转到北京大学历史系做研究生。
当留学生的待遇与老师有很大不同。巴斯蒂从友谊宾馆搬到了北大的26楼学生宿舍，每月所领的津贴也从600元缩减到了120元。
但是，与其他同学相比，她仍旧有着相对舒适的条件，比如，她所居住的单人间，空间相当于住6个中国学生的宿舍大小。
住在26楼的其他法国留学生还有后来成为远东学院院长的隆巴德（Lombard）、把《水浒传》译成法文的达尔斯（Dars）、考古学专家鲍博特（Bobot）等。
对巴斯蒂而言，搬入学生宿舍最大的好处是方便与中国学生进行交流。但是，因为学校规定，和外国留学生住在一起的中国学生只能用外语进行交流，中国学生也通常不会主动和他们讲话。所以，她的中文也没有太大提高。
巴斯蒂在历史系的课业最初是由邵循正先生辅导，后来，因为邵先生被派到农村进行“四清”运动，对她的辅导也就中断了。
不过，邵先生在临行前曾拜托他的学生陈庆华先生。所以，巴斯蒂在北大之后的研究就由陈庆华先生指导完成。
当时，历史系里所有的中国学生都要到十三陵旁边的农村进行半工半读，陈庆华先生只能教授外国学生。在这些学生中，尤以巴斯蒂最为好学，陈先生也就愿意指导她。
巴斯蒂那时正在阅读邵循正先生借给她的《张謇日记》，那部日记是内部发行的，对她完成张謇的学术论文帮助很大。但是，其中提及的很多人物她并不认识，对他们的字和号也不甚了解。
陈庆华先生便对她进行辅导，讲解中国历史方面的知识，也讲他年轻时候的趣事。这种辅导每星期进行一次，一次两个小时，但实际时间往往超出很多。
“中午的时候，其他人都去吃饭了，历史系里面没有什么人，陈庆华先生同我交流了很多问题。最后，他说，你该去吃饭了，再晚就无饭可吃了。直到这时，陈先生才离开。”
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巴斯蒂在北京大学的学业被迫中断，9月返回法国。可惜，随着事件进展日益激烈，返校计划不得不被一再推迟，直到1971年11月，她才再次踏上中国土地。
图4 1971年巴斯蒂访问北大
作为一名北大的国际校友，巴斯蒂一直关心着北大的发展。
除了20世纪60年代在北大教书和学习的时期之外，在1978年中国开放后，她同北大的联系更为密切，被聘为北大历史系的名誉教授，来北京的时候，经常被邀请进行学术演讲。
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当副校长的时候，她也邀请过北大的一些教授做客座教授；对于工作期间的同僚和学生，她与他们也有着频繁的交流。
图5 2015年孔寒冰与巴斯蒂院士合影
2015年8月上旬，我专程到了巴黎，在巴斯蒂教授的家中对她进行了三天的访谈。
巴斯蒂教授的家是在一幢临街老楼的顶层，房间虽然都不大，但布置得十分温馨，没有多少豪华和现代的家具，但书多、中国的小摆件多。招待客人用的茶具也是中式的，我仿佛置身于一个中国学者的家中，油然产生一种亲切感。
这是我们的第一次见面。巴斯蒂教授身材瘦小，但谈吐刚毅，充分地显示了历史学家的高度自信。通过几天的交谈，她给我留下了许多深刻的印象。
第一个印象是求学意志坚定。
巴斯蒂教授比较早地就对中国文化感兴趣，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能够克服困难，自己想方设法学习中国语言和中国历史，并将此作为自己终身的追求。
为了学习好中文和为研究中国近代历史搜集文献资料，巴斯蒂决心要到中国去。
第二个印象是直陈自己的学术观点。
虽然当过五年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副校长，但总体上说，巴斯蒂教授是一个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专家学者，对清末和民国初年的许多大事小情都有比较深入的研究。
在同她访谈之前，我也仔细读了她写的许多学术论文。透过她的讲述和这些论文，我感受到了巴斯蒂教授治学的严谨，运用文献的丰富，更为重要的是她鲜明的学术观点。
在对中国早年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的分类及其作用、士大夫与中国政治制度的变革、太平天国起义、洋务运动、中法战争、辛亥革命、北京大学的创立等方面，巴斯蒂都做过见解独到的研究。
我虽然对她的学术观点不是全都认同，但非常敬佩她严谨的治学态度，特别是坚持从纯学术角度观察历史问题从而避免政治化和情绪化的看法。
第三个印象是善解人意。
无论是在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法语还是任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副校长，巴斯蒂都能设身处地地为学生着想，发现学生的长处，因材施教。在这方面，她有不少动人的故事。
从她的言谈中，我可以感受到巴斯蒂教授对学生有一种母亲的情怀。所以，她说除本职工作之外做得最多的工作之一就是为法国学生、中国学生写求学、求职的推荐信，尽自己所能帮助他们。
第四个印象就是对中国、对北大的真情。
从上个世纪60年代来中国迄今已逾半个世纪了。在这半个多世纪中，巴斯蒂教授几乎把自己的全部心血都放在了中国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的研究上面。除了“文化大革命”的那几年之外，她与中国学者特别是北京大学的学者建立了非常密切的联系。
能做到这些，对中国的好奇、兴趣固然是基本的原因，但毋庸质疑的是她对中国的友好甚至热爱。
这种友好和热爱不仅仅表现在公正客观地评价甚至赞扬中国社会发展上面，而且表现在毫不讳言中国社会发展的某些不足和缺陷，直截了当地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她这样做的目的是想看到一个发展更为健康、健全的中国。
巴斯蒂教授在北京大学学习和工作的时间并不算长，但是，她以史学家的执着真正地领略了北京大学的精神。
谈到如何看待今日北大的发展，她有祝愿，也有建议。
“一个大学要有自己的精神。北京大学的精神就是学者要坚持自己的学术思想，当然也要接触和听取各种不同的意见，为了学术要有一种开放的心态。北大应当继续这样的传统。”
访谈时间不长，但给我留下的印象极深。
回国后，我在整理录音（录像）时，巴斯蒂教授平缓、刚毅、直率的叙述久久地回荡在我的耳边。
在访谈和成书过程中，巴斯蒂院士对我鼎力支持和全力配合。她给我发来访谈邀请，亲自到饭店接我到她家。我整理出来访谈初稿后，巴斯蒂教授又以史学家的严谨一字一句地审阅了全稿，做了精细的修改，提出了宝贵的完善意见。她的眼睛不好，在计算机上细看书稿是十分不容易的。如果没有对中国、对北京大学的深情厚意，一般人是很难做到这些的。
图6 《在历史与现实间探寻中国——法兰西科学院院士巴斯蒂口述》（孔寒冰编著）
本文根据孔寒冰编著《在历史与现实间探寻中国——法兰西科学院院士巴斯蒂口述》一书整理，该书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