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里说的一幅名画是《开国大典》。
我这里说的一位名画家是《开国大典》的创作者、画家董希文。
1949年10月1日，首都30万人齐集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广场上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大会从下午3时开到晚间9时25分。天上万朵礼花，地下万盏红灯。兴高采烈、载歌载舞的群众队伍。象火龙似地穿过北京城。
董希文参加了这开国大典。他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礼，强烈地感受到一个前程广阔、光明灿烂的新中国的诞生，亲眼看到开国大典气势磅礴的壮丽图景，产生了以他的画笔描绘这中华民族历史光辉一页的愿望，同时也找到了这幅画的主题﹣-“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1952年底开始动笔，他以2个月的时间完成了这幅名作。
董希文说过这样一句话：”在自己作品上一笔下去，几乎是负千年的责任”。他正是以这种精神来创作《开国大典》的。他先是完成一个草图，只是一张明信片大小的卡片，放在衣袋里，经常拿出来向人们征求意见。对《开国大典》中所需描绘的人物，当然不可能有一个一个去写生的机会，可是人们看到他根据照片画的董老、林老以及一些其他人物的形象草稿，都好像是对着真人速写的。张澜先生穿的那件袍子，画家也曾严格地按照实物写生，连褶叠的纹路也一一清晰可见。因为画家细腻地设想到，这件长袍是在开国大典的前一天熨平、叠好，准备穿着参加盛典的。他画天安门城楼上的大红柱子，为了让它有鲜明油亮的感觉，不用硬鬃油画笔，而用软毛笔来画，因为硬鬃油画笔一根一根的鬃丝会在画布上留有一丝一丝的细条条，而每根细条都有一个暗投影，这样远远看去，大红颜色便会灰下去。地毯却又不能油亮光滑，而要有毛茸茸的感觉，他便把油色挤在吸油的马粪纸上，先让纸把油吸掉，然后再在油色中掺进锯末和沙子来画。这样，地毯就产生了与油光明亮的红柱子截然不同的质感。他用所有色线中最硬的黑线勾填汉白玉石栏杆，使它产生坚硬的效果。他用中国花卉写意的笔法画黄、白菊花，使它有傲霜的气概。他用狼毫笔画远处广场上的群众和红旗的海洋，有条不紊，而不使人感到是杂乱的一堆颜色。
《开国大典》的成功还在于这幅画的构图、色彩，它的中国风格。
《开国大典》的画面与典礼当时的实际情况并不完全相同。从画面看，在画面的右边﹣﹣麦克风旁边，应当有一根红柱子，然而这根庞大的廊柱子却会使画面一分为二，画家大胆地把它抽掉了。在天安门城楼上领袖人物的位置，画家也做了移动。这样画面就觉得开朗，而且在视觉上也很自然。画家运用了中国画在透视上既科学又不是自然主义的灵活方法。他用富丽堂皇的中国装饰色彩，让我们看到的是风和日丽，晴空万里飘浮着白云，大红灯笼的金缨络微微飘动着，白鸽在飞翔，黄菊在盛开。好一派气象万千的中国革命节日的景象！
1953年9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开国大典》。
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江丰和丁井文同志陪同他到中南海请中央领导同志看画，他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同志。毛泽东赞赏这幅画，说：”是大国，是中国”。董希文曾对记者谈到当时的情景：
毛主席看了画，讲了一句含意深刻的话：”我们的画，拿到国际间去，别人是比不过我们的。因为，我们有独特的民族形式”。
采得百花成蜜，辛苦有谁知？观众欣赏这幅气势磅礴的巨画时，可能谁也没想到这幅精心杰作是产生在一间小平房里。这幅画高二米三十三厘米，长四米，可他的起居室兼画室容不下这一庞然大物。他不得不到他姐姐家一间比较大一点的房子里去作画。但是他常常要工作到深夜，使得他姐姐不得安宁，他觉得过意不去就又搬回自己家里。在他那一间12平方米左右的屋子的东墙上挂起画布，画幅上接屋顶，下贴地板。作画时，一会儿爬到墙顶，一会儿躺在地上。他白天黑夜地进行工作，常常睡在画室的椅子上过夜。这幅博得荣誉的历史画巨作，就是这样完成的。刻苦坚毅地进行创作劳动，这是董希文在艺术上能有成就的一个因素，徐悲鸿生前曾去看他作画，很夸奖他这一点。美术家江丰评论董希文说：”他落笔迅速，任意纵横、气势旺盛，可是造型十分准确，每一笔触毫不含糊地贴在画面上，组成了明白清楚的形体，想要在上面找出一笔误笔，那是并不容易的。””塑造的形象，总是情绪饱满，富有生气，虽画得很粗，而感觉却很细腻，显示了’粗中有细’的好处。”
他是对油画民族化做出了贡献的画家。他掌握多种多样的油画技巧，同时，也总结和运用中国传统的艺术手法，采用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表现中国人民的现实生活，中国人民的气质和思想感情。
《开国大典》是董希文油画中国风的代表作品。
《开国大典》展览在博物馆里，出现在教科书上，印成几百万张彩色画页，张贴在千家万户的书房、会客室里；悬挂在教室里、会议厅、办公室里。人们赞美它，喜爱这幅再现了中国历史光辉一页的艺术作品。许多人写信给董希文说：”看到这幅画，好像我们也参加了开国大典。”
但是，为时不久，中国的政治激流，使这幅作品和画家都被卷进了漩涡。
1955年，高饶事件以后，《开国大典》上抹去高岗。高岗的位置恰恰靠大红柱子旁边，抹去了高岗，以一盆花代替了他的位置，画面空间似乎倒反而感到宽阔一些。
按照当时人们的认识，《开国大典》怎能容许野心家的形象去玷污呢？其实，个别当事人出现了变化，又何损于这一页历史的光辉？历史就是历史哟！
1972年，那黑白颠倒的年月。刘少奇被诬陷为”叛徒”、”内奸”、”工贼”，革命博物馆理所当然的必须抹去这个”反革命”的一切痕迹。《开国大典》上当然也不能有他的位置。于是，《开国大典》第二次修改，董必武同志就被从后排向前移了一步。刘少奇从《开国大典》上消失了。
这时董希文已是鼻咽癌病人。他的夫人张林英最理解他改画时的心情。她说：”希文当时不但肉体上蒙受着痛苦，而精神上更经受着折磨。到1972年那时，希文对’文化大革命’，已经产生了怀疑，根据他亲自经历，他也可以揣想到刘少奇的罪名是怎么回事。他是怀着矛盾的心情去改画的。他不愿改，也不能不去改。他如果不去改，也一定会找别人去改，而他自己的作品，又不愿别人去改。他怀着一个艺术家对艺术负责的信念，必须亲自去改。他当时病已经很重了，抱着复杂的矛盾心情去博物馆，拖着难以支撑的病体回家。”
这真是艺术史上的悲剧！
三中全会以后，人们解放思想，尊重历史，《开国大典》要改回原状。但这时董希文已经离开了他所热爱而又一度使他感到痛苦的世界，不能亲手使他的呕心沥血之作，恢复本来面目了。现在博物馆展出的恢复原样的《开国大典》是靳尚谊等几位画家临摹的作品。而非原画。那经过两次修改的董希文的原作还藏在革命博物馆，但那只能是做为”文化大革命”破坏文化的一个物证，而不能展览的了。
假如将来有一个细心的孩子，发现几种不同的《开国大典》上人数不一样，他（她）也许会要问：”怎么回事？谁画错了？”
怎么回答他们呢？
在那个时代有人总热衷于所谓”历史为路线斗争服务”，历史真的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女孩”。画家的命运也许比他的作品更悲惨。
董希文原是浙江绍兴人，杭州之江大学土木系的学生，因为热爱美术，放弃工科，考取苏州美专。1934年转人国立艺专学习。”八．一三”抗战之后，杭州失陷，学校停课，他在上海美专借读半年，随后同张林英﹣﹣他后来的夫人到湖南沅陵国立艺专继续学习，随学校迁贵阳、走昆明。毕业后，学校推荐他到河内又学习半年。1943年7月，他去了艺术宝库敦煌，在敦煌艺术研究所工作，常书鸿指导他临摹敦煌壁画、研究民族传统艺术将近三年，创作了《苗民跳月》《祁连放牧》等作品。1946年经吴作人、李宗津的推荐，应徐悲鸿先生的邀请到北平国立艺专任教。
1949年北平解放，他的创作进入了高峰时期，他满怀热情歌颂中国人民的新生活，他追求激动人心的重大事件为创作题材。
1949年的《北京入城式》;
1950年的《解放区的生产自救》;
1951年的《打击侵略者》;
1953年的《开国大典》;
1954年的《春到西藏》;
1956年的《红军过草地》;
1960年的《百万雄师下江南》;
……
他曾三进西藏描绘百万农奴翻身后的幸福春天；他曾踏着红军的足迹，沿着长征的路线体验当年艰苦的战斗生活。有半年左右的时间，画家是在艰险路程上度过的，肩背着20多斤重的画具，翻雪山，过草地。这样的行路已够艰苦了，而别人停下休息的时候，倒常常是他开始作画的时候，50年代的长征路虽不像30年代那样战火纷飞，可是自然环境变化并不大。他忍受长途跋涉的疲惫和自然条件的恶劣，以饱满的革命热情作画。有时骑在牲口上边走边画；有时一手拿干粮吃着，一手拿着画笔写生；有时站在雨中作画。他走完红军长征道路回来，人瘦了，还得了钩虫病。但很快完成了《红军不怕远征难》的素描草图，出版了《长征路上写生集》。
这样热情歌颂革命人民，这样热心于油画民族化的有贡献的画家，在”文化大革命”中却被扣上一大堆罪名。
”你教的学生出了个’右派，”
”你教的一个学生竟跟一个外国人结婚。”
”你是’黑线专政’，你画黑画。”
他的两幅作品被列为”黑画”，拿去批判并准备”示众”。一幅是《哈萨克牧羊女》，这幅画色彩明媚，但也反映了牧羊女的一丝哀愁。生活本来是复杂的，但”批判家”们说，这反动。还有一幅是《无限风光在险峰》，毛泽东诗意画。”批判家”们说画面上的毛主席像要跳崖，真是惊人的想象，海外奇谈。但这幅画终于没有被拿出来”示众”。因为，把有毛主席形象的画拿出去”示众”,那么”批判家”就有自己变”黑”，自己被批判的危险。
1969年，他从牛棚出来，被强令到北京钢厂劳动，在胃病极其严重的情况下搬铁砂，以至胃出血。他感到口咸，去”反帝医院”看病，医生说，血止住了，可以回家。第二天，他大口吐血，在房间里一下栽倒，自己爬着开了房门，挣扎着滚到院子里，又昏倒了。邻居们发现后，用平板车把他送到”反帝医院”，在这生命攸关的时刻，医院却不收留，把他放在走廊里，要身份证明，因为那个年月有它的”不成文法”，哪个”革命的医生”敢于给反革命分子看病呢？!（当然，人们未必知道，北平解放前夕，在北平艺专地下党领导下，董希文曾参加冀热察军区城工部保卫这座协和医院的工作。）他的儿子董沙雷赶到美院找工宣队开证明。谢天谢地，工宣队的身份证明拿来了；经过8小时的手术，胃切除了3/4，他总算保住了一条命。他身体稍有复原，1970年5月”下放”到河北部队某农场劳动，而他的夫人张林英却到了河南某地干校。在农场，他每顿只能吃很少的食物，赤足涉水，用瘦削的双手割草。11月，终于支持不住，回京治病，诊断为鼻咽癌。当然，人世间真理总是要战胜邪恶的。没有忘记董希文和他的作品的人是有的，其中一位就是周恩来。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周总理指示在会见厅要挂《春到西藏》。董希文的这幅画在哪里呢？革命博物馆不知道，美院也不知道。原来，西藏驻京办事处邀请董希文去把这幅画放大一幅，还没等完成，董希文就被揪回原单位批斗，而驻京办事处在打派仗。”春到西藏”？去它的！这幅画被扔到厕所的一个角落。当张林英去收拾董希文物件时，一位好心人偷偷告诉她，”厕所里有一幅董先生的画”。这样，张林英把画取回了家。周总理指示要悬挂《春到西藏》，人们找来找去，最后找到张林英，《春到西藏》这才进入了国宾会见厅。
《春到西藏》复活了，但它的作者却正走向死亡。
董希文在癌症病魔的威胁面前，但然乐观。他并没有中断创作活动。他在病房窗口绘北京建设景象的画稿；与他有多年友谊的画家艾中信要到斯里兰卡去，他们在病房兴致勃勃研究为班达拉奈克大厦的厅、堂作画问题，设想怎样表现海洋景色。
1月8日他离开了这个他曾以艺术的彩笔描绘过千百次的世界。
他只在人世间生活了58年，留下了不少艺术珍品。他走得过早，没有看到”四人帮”的覆灭。他在春天即将到来的一个寒夜里离开了他的朋友和亲人们，他在黎明到来的凌晨3时离开了他的同志们。
一幅有影响的名画和一位有贡献的名画家如此的命运，他不仅使我们感叹，他还促使我们思考，让我们清醒，要我们从中汲取教训！
（选自《人物》1986年第3期）
